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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北部、西南部边郡经济开发之评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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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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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以其故俗治”，其经济上的意义是承认边郡民族的特殊性，在不强行改变边郡民族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对边郡民族实行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
“无赋税”，即对边郡民族实行免征或少征赋税。它是由于边郡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方式各异且发展极不平衡所决定的。两汉在西南设治之初，一度做到了免征或少征赋税。如西汉平南越、西南夷，于其地置17初郡，郡县吏卒的给养和车马，均由旁郡供给。即使在有些地区征税，也因民族之差异，不与内郡一样按田亩交纳租税，而只象征性的交纳土贡。如东汉且永昌郡，太守郑纯与哀牢人相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之领、盐1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31]
封建统治者强调统治方式和治理措施的灵活性适应了西南边郡地区所存在的民族复杂性、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二）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和畜牧业。西南边郡民族，生产方式多样，大体分为“魋结，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文化型；“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游牧型文化；还有“或土著，或迁徙”的半农半牧文化型。两汉政府在“以其故俗”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地进行了适度开发。如西汉末年，“以广汉文齐为（益州）太守，造起陂地，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益州如此，西南边郡其他宜耕地区也多有用于灌溉的水利工程。《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说到犍为南部今云南昭通一带“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楚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后汉书·郡国志》犍为条注引《南中志》曰：“（朱提）县有大渊池水，名千顷池”。此外，在今四川西昌、云南呈贡、大理等地，都出土了东汉时期的陂池和水田模型，陂池与水田间有沟漕相连，足证内地农田灌溉技术已传入西南边郡地区。一些地区粮食丰裕，以致“米一斗八钱”。[32]
在宜牧地区，东汉时也设立了牧马苑。安帝永初六年：“诏越隽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万岁苑，犍为置汉平苑”。[33]在西南地区开辟了新的牧区养马。和当地畜牧业相互促进，并举发展。因此，西南边郡畜牧业量动辄几万几十万头，[34]亦说明当时畜牧业发展之状况。
（三）注重发展当地矿产业和特色手工业。西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据查《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可以发现，该地不仅采冶金属种类多，而且生产工场分布广泛：益州郡的滇池县产铁，俞元县出铜，律高县出锡、银铅、贲古县产铜、锡、银、铅，来唯县出铜，双柏县出银，羊山出银和铅；犍为属国的朱提县产银、铜，堂琅县出银、铅、白铜，武阳县和南安县出铁；永昌郡的不韦县出铁，博南县产金和光珠（宝石）；越隽郡的邛都县产铜，台登县和会无县出铁，蜀郡临邛出铁。汉王朝通过对该地区丰富矿产资源的渐次开发，使得中原金属冶炼和铁器制造技术传入西南边郡广大地区。西汉前期，西南夷地区还不会冶铁，使用少数的铁器均来自蜀地。东汉时期，滇池、不韦、台登、会无诸县均有产铁记载。
不仅矿冶业得到很大发展，西南边郡地区其他手工业产品亦得到较快发展。《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永昌郡“知染彩文绣，有兰干细布”。《华阳国志·南中志》亦说：永昌郡“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卖与人”，＠①柯郡也出产梧桐布。[35]此外，光珠、琥珀、水精（水晶），琉璃，轲虫，蚌珠，翡翠等待色产品也通过朝贡、纳赋以及商业交流流入中原。班固说，汉武以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36]《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称：“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木之玮宝，莫不呈表怪丽，雕被宫帏焉”。可知西南夷与汉朝之间贡纳、馈赠往来之盛；同时也说明汉代以来，西南边郡地区特色手工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四）发展交通，加强交流。汉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在武帝时期相继开凿了三条道路：一是南夷道，亦称夜郎道。元光五年（前130年），汉廷“发巴蜀卒治通，自楚道指＠①柯江”，[37]此道由今宜宾通北盘江。二为西夷道，又称零关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①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此道由今成都至西昌。三则是南夷道。《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载：“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溪，置 唐、不韦二县”。联通今云南永平、保山和施甸。
道路的修通，既是郡县设治的基础；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它以郡县治所为中心，以邮亭、驿站为网络，深入民族聚居地，通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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