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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北部、西南部边郡经济开发之评述

时间:2009-7-24 13:57:44  来源:不详
过“交往效应”,把西南边郡连为一体。同时,又通过经济较为发达的巴蜀,北上关中联系中原;东通汉水,连接江南之荆、扬地区;南向以南方丝绸之路为纽带勾通岭南、缅甸、印度等地。使西南边郡和全国乃至域外联系起来。由此,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的交往,促进西南边郡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南御滇楚、楚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盐铁论·通有篇》载:“徙邛笮之货致之东海”。学者研究表明,汉朝“建立益州等郡后,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交通基本畅通,中原先进的冶铁技术传入和四川盆地铁器大量运入,云贵高原才开始使用铁器。”[38]也使云南地区具有和内地相同的文化面貌。
    总之,两汉对西南地区近三个世纪的渐进式开发,使西南社会经济得到缓慢而长足的发展,到东汉末年,西南边郡的社会情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在郡县治所及其周围地区,汉族移民的影响明显增强,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姓地方势力。《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公孙述时,(@①柯)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朱提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亦有部曲”;永昌郡有“大姓陈、赵、谢、杨氏”。这些大姓主要来自汉族移民,他们成为受官府支持的势力,是东汉以来汉族移民在南中影响进一步扩大的反映;同时说明,他们在传播中原文化取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西南边郡地区人口不断增加。为说明问题,我们同样以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和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户口作一比较。西汉元始二年,益州刺史部户口为972783户、4608654口,到东汉永和五年增至1525257户、7242028口,分别增长了56.79%和57.14%;而且,从同期所占全国人口比例来看,增长尤为明显。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共有人口为59594978,益州刺史部占7.73%,而到东汉永和五年全国人口49150220,益州刺史部占14.73%,翻了近一番。
    其三,西南边郡地区也成为蜀汉政权巨大的财富来源之地。《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亮率众南征,其秋患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李恢传》云:南征之后,蜀汉“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载:南中诸侯“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出产于汉嘉的金,朱提的银,在当时享有盛名。刘禅时,南中开采的银窟有数十座,“岁常纳贡”。
    由于西南边郡,尤其是西南夷地区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到东汉末年,它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经济区之一,与中原、江南经济区三分天下而有其一,最终支撑了蜀汉政权,而成三国鼎立之势。
                                                                                四
     综合本文,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启示:
    (一)国家政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指导意义。政策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成败兴衰。
    (二)社会经济按其自身发展规律运行,强有力的政府行为,可以成为经济起动的催化剂,在一定时期内产生明显效果。但是,经济要稳定、持续的增长,还需要根据其地理、人文环境而因地制宜地渐进式发展。
    (三)加强交流,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在自然环境相对封闭,经济文化被分割成彼此相对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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