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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论述”：历史与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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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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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斗争就被组织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之中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亚洲代表了在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革命的斗争，被压迫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本身包含了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批判。所以，亚洲是先进的，欧洲是落后的。这里，亚洲，成了一个革命的概念。
共产主义革命包含着对西方现代性最彻底的批判。就反西方这一点上，在亚洲，民族运动与革命运动同步展开。亚洲民族运动的精英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正是在亚洲之外，才更容易萌发自己是“亚洲人”的身份敏感。共同的被压迫命运，共同的独立使命，使他们团结在“亚洲”旗帜之下。从英属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到西班牙治下的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到半殖民地的中国，亚洲意识终促成了列宁所谓的“亚洲的觉醒”。
以上叙述表明，“亚洲论述”中“民族”、“革命”等价值的指向，可以说是由“中心——边缘”换移决定着。 二、“亚洲论述”的价值纠葛
当年亚历山大挥军亚洲，首先要解开一个葛第士绳结，我们讨论“亚洲（东亚）论述”，面对的也是这样一个繁杂的价值之结。我们能否扯住一两个线头，解开这个结呢？
这可能就是：“人——我”与“中心——边缘”。亚洲的自我意识来自欧亚的“人——我”对视；“中心——边缘”的结构则构成了亚洲一体的内部张力。前者，自亚洲外部看；后者，以亚洲内部论。两者又在更高层次上相互重叠：亚洲内部的“中心——边缘”结构也同样呈现“人——我”对视，而欧亚的“人——我”对视亦基于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 结构。所以，两者其实又是同一条线的两头。“人——我”的表述突出其矛盾对立，“中心——边缘”的表述则强调其级差格局。
1、中心——边缘的换移
亚洲主义可归入文化地域主义一类。与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其他地域主义一样，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中的边缘地域产生的。
文化地域主义最早发源其实倒是欧洲内部。对比曾经远远超过德国的英法，德国学者往往同时具备复杂的自卑和自傲，如谢林、费希特等都具备这种文化体质。这种品格更是支配韦伯学说的基本内驱力之一。德国人不得不承认英法在经济、政治、社会上的领先，就转而论证德国文化是先进的至少是独特的。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后来发展成“大日耳曼主义”。
德国文化主义的论调很多为斯拉夫主义继承。斯拉夫主义指1840到1860年间在俄国盛极一时的思想流派[lii]，其影响持续到20世纪。斯拉夫主义在世界上第一次使用“西方世界”这个概念来作为一个他者，作为界定本土文化时的一个反照（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往往以法国为“他者”）。其理论也往往以俄罗斯——西方的相对二分为基础，如：西方是法制的，俄罗斯是道德的；西方是个人主义的，俄罗斯是共产主义的；西方是物质的，俄罗斯是精神的，等等。它认为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基本上有异于俄罗斯。斯拉夫主义的扩大——泛斯拉夫主义，则强调斯拉夫语系各民族（俄罗斯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等）的同一感，为战后东欧各国转化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东集团的形成作了准备。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和泛亚洲主义对比看。
亚洲对西方的外部反抗，很大程度上复制着西方内部德国反抗英法；西方边缘的俄国反抗欧洲的结构。但近代亚洲的“中心——边缘”稍稍要复杂一点，它的的换移在两个层次上发生。就其内部而言，中国的中央地位失落，原处边缘的日本谋求“东亚盟主”而诉诸侵略战争。就外部而言，近代整个世界体系“中心——边缘”也有一个换移：亚洲主导的世界体系没落和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胜出。
这里用“亚洲主导的世界体系”一说，把“世界体系”推到近代以前，500年以前，是弗兰克《白银资本》中的主张。弗兰克立论建立在滨下武志等人的研究成果上，该书论证的枢纽点就是描绘近代亚洲和欧洲两个世界体系的更替。
当然，古代亚洲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一体，是否达到弗兰克所谓的主导“世界体系”的程度，还是有存疑的地方。我们也许应该学学布罗代尔——那位无论谈到什么问题总能显出无与伦比博学的布罗代尔，在提出“伊斯兰、印度和中国三个经济地带是否构成一个幅员最大的经济世界”后，自问了一句：“把未经前人充分研究的历史片断组合成一个整体。此举是否明智？”[liii]大概只有广博地了解了历史复杂性的人，才有这种理论上的自疑和自省。当然，我们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不管古代亚洲是否实际上处于经济中心的地位，当时亚洲自我意识上确实自认为中心，因而我们至少可以说，亚洲从自认的中心沦落到了实际的边缘。
弗兰克《白银资本》近年传入中国时的确引起过很大争议。其书论证最薄弱的一处，也就是没有很好说明近代东西经济秩序的更替之际，西方是如何胜出的？《白银资本》之所以流行，是他充分重现并合理解释了欧亚换位的历史？还是它切合了我们欧亚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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