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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论述”：历史与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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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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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以下。
[xviii] 袁伟时认为李鸿章没防止中国陷入朝鲜这个泥潭是一个大失误，而之所以李不能通达时变，及时从朝鲜脱身，原因之一是出于中世纪的国际观念，企图体面地维护中朝间固有的名分纲纪。见袁伟时：《晚期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5年。第286、287页。
[xix]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八第47页。
[xx]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九第53页。
[xxi] 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55页。
[xxii]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79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页。
[xxiii]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文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xxiv] 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8—50页。
[xxv] 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读<亚洲在思考>》，载于《求错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页。
[xxvi] 我们这里主要考察日本。类似说法朝鲜、越南也有。朝鲜尝自称“小中华”，目清朝为蛮夷，认为自己“独守先王制度”，而能“存中国”（可参考朴趾源《热河日记·渡江录》）。越南也曾自称“南中华帝国”，统治者称“大南国大皇帝”，宫廷中沿用明朝衣冠，以邻国南掌、万象等为朝贡国。共通的历史境遇，往往产生类似的思想图景。
[xxvii]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7页以下。
[xxviii] 山鹿素行：《中朝事实·序言》
[xxix] 荻生狙徕、太宰春台师徒的说法，以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看，并非全无依据。陈寅恪关于中古史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汉人与胡人的分别是文化重于血统，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凡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18、25—47页）。钱穆也说过：“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华书局）
[xxx] 转引自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1964年，第109页。
[xxxi] 参考盛邦和：《劣等感的补偿》，载于《透视日本人》，文汇出版社1997年。
[xxxii] 依田熹家曾指出过这一点。参考《日中两国现代化中的儒学》，载于《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xxxiii] 吉田松荫：《读孟札记》，讲谈社1990年。此处转引自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242页。
[xxxiv] 关于外缘文化作为“受容文化”“低位文化”、内核文化作为“辐射文化”“高位文化”的理论阐释，可参考盛邦和：《内核与外缘》，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以下。
[xxxv] 依田熹家：《東アジア近代化について——國際關係及西洋文化との接触》，载于《アジア太平洋讨究》创刊号。
[xxxvi]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第288页。
[xxxvii] 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2页。
[xxxviii] 转引自竹内好编：《現代日本思想大系·ｱｼﾞｱ主義》，东京筑摩书房1963年版，第40页。
[xxxix] 历史上，朝鲜“壬辰倭乱”，也是日本对天朝华夷体系的一次挑战。中国对该次战乱的平定，对维护东亚华夷秩序的规范性作用，可参考黄枝连：《东亚的礼仪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21页以下。
[xl] 盛邦和：《19与20世纪之交日本的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3期。
[xli] 长野淳：《大国主义与小国主义》，载于《东亚学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xlii] 伊藤博文曾经在甲午战争后说过：“这次战争使日本收得海外领土，为守备此领土应继续扩军，且要乘此连续胜利之良机，争为东亚盟主，以发展已得战果……历来的军备皆以维持日本主权线为其根本。今当扩大战果，以争为东亚盟主，开拓日本利益线， 最终霸取东洋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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