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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论述”:历史与价值

时间:2009-7-24 13:57:49  来源:不详
带的就是民族主义问题。“亚洲”是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但是“亚洲”的提出,却与民族国家主权观念及民族自决权观念相连。我们知道,古代亚洲朝贡体系下,并没有发端于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主权观念。欧美列强的东侵,同时也在亚洲推行了民族国家的理念。
“中心——边缘”的差级格局不仅在亚欧之间,也在亚洲内部。所以,民族问题,不仅指向亚洲外部,也在亚洲内部。我们前面提到,独立意识在华夷时代的日本就很突出。近代民族自决意识首先指向不仅仅是欧美,而且还有现在看来是不合时宜的朝贡体系。中国的传统属国朝鲜、越南,其民族主义便产生于欧美列强与宗主国中国的夹缝之间,这双方,一是代表了东亚的旧秩序,一代表了新的国际关系准则。欧美的民族国家观念这时成了这些中国属国民族主义最好的理论依据。我们上引的一些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象朝鲜,近代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一段时期,西方列强及日本扩大对其的侵略和清廷加强对李朝的控制,几乎就是平行强化的。当时有人主张“清素畏洋,我派使结洋,清必畏我”[li],正反应了在两种国际秩序之间无奈的游移的弱国,希冀借欧美代表的新秩序,摆脱传统朝贡体系的羁縻。
  如果我们把“亚洲提携”、“中日合作”之类的亚洲主义看出是“华夷”体系在近代亚洲的某种延续的话,那么,它仍然要面对民族主义问题。只是这次民族主义的用力方向随着“中心——边缘”的转换也倒了个个,如今中国不是华夷体系中的天朝上国,中国在中日两国中已经是弱势的一方了。任何一种国际对局,弱者总更多的在意自己的主权。所以我们看到,章太炎、孙中山等一方面主张亚洲以及中国与日本的联合,另一方面对日本的亚洲侵略思想也表示警惕。他们的中日联合论是有条件的,即这种联合是建立在中国与日本的平等互助之上,这种联合将使中日均获其利,绝不许中国主权受损。
  譬如章太炎在以扇子比喻中国印度与日本的关系时又说:日本是亚洲这把"扇子"的"私绳"的扇绳,通过自身努力,已经脱出危亡境地,对亚洲的稳定、和平与进步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十分遗憾的是"作为扇绳的日本"非但没有担负起拯救它的使命,相反对东方实行侵略,破坏着"亚洲之扇"--亚洲的安全。这使他痛心疾首,惋惜万分。他要求日本作深刻的反省,制止亚洲侵略行经,真心实意的与亚洲人民团结一道共抗西敌。
  孙中山的亚洲主义是以对弱小民族的关注为出发点的:“我们讲大亚细亚主义,研究到结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这种“打不平”的思想,与日本的亚洲主义有很大不同。孙中山还论述亚洲"王道"的文化战胜欧洲"霸道"的文化的必要性,他认为,亚洲的王道思想,亚洲民族求解放的独立精神,是亚洲,是中日团结联合的思想基础。什么时候亚洲团结起来,中日团结起来。亚洲就会取得全体的独立,王道思想就会最终战胜西方的霸道思想,亚洲的曙光就会出现。他忠告日本要在王道或霸道的立场之间慎重选择: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此一点在也曾经留学日本的李大钊的论述中表现的最为明显。李大钊于1919年元旦发表《大亚洲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敏锐而直截了当的指出,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实质就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主义”,是“铁怒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日本自己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其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世界列强内部瓜分殖民地,利益冲突的结果,属于帝国主义内部矛盾;这类矛盾相对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性质显然不同。日本鼓吹联亚反帝,纯为策略需要,最终目的乃在由日本一国独占中国以至全亚洲。
  李大钊针对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曾经提出"新亚洲主义"的概念。他主张以"新亚洲主义"取代日本的"大亚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而且,李大钊的关怀也不仅仅以亚洲为边界。他在文章中还明确地指出,应以民族解放为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亚洲,改变中国,然后与世界各民族组成"大联合","益进人类的幸福"。李大钊“新亚洲主义”是一“革命”的理论。他并没有单从民族主义的狭隘立场出发,他更多的从国际主义出发来考虑问题。
  这种国际主义立场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亚洲”问题的一贯思考。发端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曾经提出了亚洲的问题。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吉光片羽的论述,曾经引起无穷其多的讨论。在马克思看来,亚洲与欧洲是不同的,落后的。但正是这种落后提供了亚洲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契机,因而它可能超越欧洲。
  俄国革命的前夜,列宁曾经连续发表了一些文章:《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按照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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