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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论述”：历史与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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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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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一少数民族朝廷，满汉矛盾曾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初兴起过一些微妙的作用。殊不知在此前的日本，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这一事实，已经对日本人和朝鲜人的民族独立意识形成过支援。这种独立意识的操作技巧是把“现实的中国”和“理念的、价值的中国中华” 区别对待，而认为“现实的中国”已经是道统失落，从中华转化为蛮夷了。从而进一步，“中华”成了只是一个可以指称其他实体的符号，而非但就“现实的中国”而言。德川幕府的学者林春齐曾经把明清交替时期的资料编纂成集，从以上观点出发把该资料集命名为《华夷变态》。“北狄”清朝的建立曾经使日本感到威胁，日本甚至曾经有援助反清势力的打算。清统治中国，使得日本产生自己的国际秩序的构想。这种构想被称为“大君外交体制”[xxvii]。
山鹿素行以为日本“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璆”[xxviii]，中国在政治德行方面，反不如日本，该倒过来尊崇日本的国体才对。荻生狙徕认为：如果夷进而为夏，就当视之为华；如果夏退而为夷，就该视其为夷，关键看是否遵循了先王礼数。荻生的学生太宰春台《经济录》中称辨别夷狄的标准在于“礼义”，有之，则为“中华”；无之，则本为“中华”的，也可蜕变为蛮夷。日本如备礼义也可获得中华之名[xxix]。
国学代表人物本居宣长则走得更远了，他从神道出发，附会日本古代的神国思想，主张日本是世界的中心，日本人是神的子孙，要以“大和心”代替“汉心”。这一“神国优越论”，结论上看，仿佛是寻求之于中华的独立，但从思维结构上看，又只是一个倒置的、日本版的“华夷论”而已。本居宣长声称：“世界万国中最优秀的国家，只有我天皇统治的日本国”[xxx]。
日本华夷倒置思想的出现，是一种对位居华夷朝贡体系中边缘地位而产生的劣等感的补偿[xxxi]，有民族自觉与自尊的一面。但这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日本产生了一种“日本中心”国际秩序论，象本居宣长那样，力主日本应该获得“世界中心”的地位（潜台词依然是：象中国那样），就不免轻狂虚骄了。
这种思想其实仍是在“华夷观”的惯性限定下。虽然日本试图取中华而代之，但对“华夷”观，日人只是翻转它而不是遗弃它。中华帝国朝贡体系近代逐步消亡，而日本开始在从这一体系的边缘地位中解放出来。“华夷”或可以互换，那么进一步，“华” 亦或可移易。因为“中华”本已经成了只是一个可以指称其他实体的符号。日本曾经的边缘地位也许是日本比较从容进入近代的原因之一[xxxii]。以前现在都是边缘、是弱势，只要把相对的中心从“中国”置换到“西方”就是了，把西方“中华”化就是了。日人对近代国际权力格局和文化权力格局的接受，心态上比中国这个“中央国度”顺畅多了。
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吉田松荫的言论中得知：
“夏夷之辨，即中华与夷狄、自国与他国之区别，君子宜慎重思之。在此，孟子论曰：‘吾闻用夏变夷者’。孟子之言，深得春秋本旨。以春秋笔法，诸侯而用夷狄之礼，则为夷狄。夷狄而用中国之礼则为中国。”
吉田松荫这里对孟子的引申，与上引太宰春台如出与一。主意用意在于证明，“华夷”的位置是松动的、可置换的。吉田接着说：
“以上中国、夷狄之论，于当今有大关系，必须深察。修欧墨(美)之学、尊崇歆慕夷狄者，小者如相、辛(《孟子》中所说的陈相、陈辛)，大者如许行，最应辩拒。然，夷之炮 船舰，医药之法，天地之学，皆有用于吾，必须采用。”[xxxiii]
吉田松荫认为，孟子“夷夏之辨”首先不是厌恶夷狄本身，而是反对华夏高层文化趋就夷狄低层文化。如陈相、许行用夷狄之风，变中国之俗，乃不可取。相反，象陈良生于夷狄之地，而仰慕中国之风，值得赞赏。因而，弃低层文化而奔趋高层文化，应该倡导力行。那么，现在西方文化优于日本，而又弃而不学，岂不有违于孟子褒奖陈良的精神吗？
就这样，吉田松荫把孟子的“夷夏之辨”作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解释，从而为转而奉西方为“华”，为学习西方、受容西方取得了合法性。先后相对于中国和西方两个内核文化，日本作为外缘文化，呈现出的“受容文化”“低位文化” [xxxiv]的特点仍然是一以贯之。
日本发现欧洲，实现了对中国的价值自立，可以说是完成多年的夙愿。而依附了西方这个新的“中华”之后，日本一面开始“脱亚”的进程，另一面同时强化“亚洲意识”，并开始试图夺取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古时的边缘地位使日人产生的取中华而代之的思想，在近代国势强盛起来以后，这种意识便愈浓烈了，总想倒置“华夷”，也来代表一下“亚洲”或“东方”，当个“头雁”，领导一下“东亚共荣”。
由攮夷而开国、脱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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