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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论述”:历史与价值

时间:2009-7-24 13:57:49  来源:不详
思想特点。自19世纪80年代末,以“日本”为名的论著与杂志是何其之多。在杂志与报纸方面,1888年三宅雪岭与井上圆了等创刊《日本人》杂志,组政教社。次年则又有主张“日本主义”的报纸《日本》问世。1890年有《日本评论》创刊。1897年井上哲次郎设立"大日本协会",创刊"日本主义"杂志《日本主义》。在论著方面则有德富苏峰《将来之日本》(1886年)、《新日本之青年》(1887年)、《大日本膨胀论》(1894年);杉浦重刚《日本通鉴》(1887年);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1887年)、《日本弘道会大意》(1889年);三宅雪岭《真善美日本人》与《伪恶丑日本人》(皆为1891年)、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1894年);冈仓天心《日本的觉醒》(英文,1904年);高山樗牛《赞日本主义》(1897年);井上哲次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年)、《日本古学派之哲学》(1902年)、《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1905年),等等[xlv]。虽然,不是说凡冠于“日本”的杂志、报纸、论著乃至协会组织就都归属于日本主义,但说其中宣传 “日本主义”者占大部是不会错的,这至少说明了,在文化民族主义高涨的思想背景下,“日本”和“亚洲”一样,也成了丛人瞩目的思想图腾。
  和前述幕府时期以日本为“中华”的思想出于一辙。文化亚洲主义的“日本主义”,强调的正是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有人"提醒"日本勿忘日本在复兴亚洲文化事业中所应起的"先行者"的作用;主张日本文化"优越论",与振兴亚洲文化"天职论"。正是这一点,终使文化亚洲主义发生变形,其中的一些人最终向国家主义方向转化,迈上亚洲侵略主义的歧途。
  亚洲侵略主义   “日本优越论”与“日本责任论”与“亚洲解放论”,终使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发生向右的异变,使文化亚洲主义发生可悲的变数,演化为亚洲侵略与"大陆政策"的文化理论源头。这时,亚洲主义从最初承载正义的民族危机感,被置换鼓吹日本充当东亚霸主的舆论工具。亚洲侵略主义,不仅仅是亚洲主义的异化,而且还“脱亚”论的吊诡后果。我们有一次看到,“脱亚”“入亚”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北一辉、大川周明在将大亚洲主义向右转化的过程中起了较大的作用。大川周明本来是大亚洲主义一个积极宣传者,时势推移,他最终主张复兴亚洲的唯一方法不是"亚洲提携",而是亚洲"解体"与对亚洲邻国的侵略。
  20世纪日本将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全然付诸实践。大亚洲主义逐渐演化为日本具体侵略政策的思想基础。1938年11月日本首相近卫主张建立“东亚新秩序”,发起所谓“东亚联盟运动”使日本大亚洲主义再次浮出水面。太平洋战争之后,大亚洲主义又被“大东亚共荣圈”所利用,鼓吹当时战争乃是一场“黄色人种革命”,而日本则俨然成为“解放亚洲”的“救世主”。
  这种亚洲使命感被灌输到了侵略军的每一个士兵身上。1937年9月,“皇军”步兵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一位叫东史郎的士兵在天津登陆,这位初到中国大陆的上等兵按捺不住激情,他在日记中写到:“对,正是这!我们的使命正在这里!不是日本进攻支那,而是要让支那人希望日本人对他们有用。即使支那的上层人物抵抗日本,但和下层人物携起手是我们的使命。”[xlvi]
  《菊与刀》曾以一个美国人的角度谈论了日本的战争目的:“(日本)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大东亚’诸国是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驱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xlvii]
  这种意识至今还有。好些成问题的历史教科书都渗透了这种观点。日本众院一位叫野吕田芳成的自民党议员近日说:“由于日本进行了大东亚战争,才从根本上消灭了欧美列强在亚洲推行的殖民主义政策。东南亚多亏了日本人才能获得独立和解放。”“失言症”是日本政客的常见病,隔三岔五的必有人发作。“失言”底下既有言者的潜意识,也有某部分听者的集体意识。野吕田芳成的这番话,我们可以解释成有些朝贡时代“华夷”观的残余在作怪。这类妄言一是试图唤起亚洲一体认同,希望被侵略国当他是“自己人”,当欧美是“他者”;二是对亚洲的“责任”感,领导欲,好象亚洲各国要日本来“解放”。两层意思完全在复制古代朝贡体系的观念结构。花落春仍在,“中心——边缘”虽然换移,“亚洲”仍然。
  日本右翼这种外交空间意识的时间错位,体现了“亚洲论述”与“民族国家”的重叠。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和近代国际关系准则,都是自欧洲进入亚洲的。我们看到,日本亚洲主义倡导者即使在提出这个"主义"之初,在主张"联合"与"提携"同时,并未将尊重主权、互利互尊这些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写入理论,更谈不上运用于他们的实践。致使二战时,美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总觉得郢说燕说,枘凿不合。《菊与刀》解答这问题时,认为日本外交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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