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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论述”:历史与价值

时间:2009-7-24 13:57:49  来源:不详
人所立,本不足为要。今就泰西人海图立说,姑仍其旧。近又有将南洋群岛名为阿塞亚尼亚洲(即澳大利亚),称为天下第五大洲,殊属牵强。”[xiii]
  徐继畲这位先行者的表现出的勉强,据载是受人之劝,他半推半就的态度为我们保存了当时思想界的压力。让我们体会到,在一个历史时期被认为不证自明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时期未必如此。不同的文化对外部世界有不同的假设。地域的划分有其文化内涵。一本十分有趣的书《地图的力量》中曾说:“地图建构世界,而非复制世界”,“地图的作用在于为利益服务”[xiv]。把“亚洲”搞得那么大,从而那么千差万别,那么兼容并包,实在是欧洲人的事。人们的认识,总是详近略远的。把遥远的地方,笼统划归一处,比较便利,而这些地方之间的差异,由于距离的遥远,也模糊了、淡出了。要让东方人自己来,也许就不会这样划分了。我们可以在西方地理观念没有完全建立支配地位前的时代找到理由(现在,亚洲已经是不证自明了)。1890年,出使欧洲的薛福成“舟中无事,睹大海之汪洋,念坤舆之广远,意有所触,信笔书之”,就曾经不经意地提出把亚洲一分为三的想法[xv]。薛福成认为,就山水自然之势而言,五倍面积与欧洲的亚洲其实应该分为三大洲:中国内地十八行省、盛京、吉林、黑龙江南境、内蒙古四十九旗、回疆、前后藏、日本、朝鲜及缅甸东境、暹罗、越南、南掌、柬埔寨等为一大洲;黑龙江北境、外蒙古八十六旗及乌梁海诸部、俄罗斯东半部等为一大洲;印度、缅甸西境、阿富汗、波斯、阿拉伯诸国、中东可为一大洲。
薛福成这些想法是的“舟中无事,睹大海之汪洋,念坤舆之广远,意有所触,信笔书之”,他自己也未必把它当一回事。但这些异想还是说明了,当时人眼里,亚洲本可以不是一体。亚欧本是一大陆。欧人要在这分出个异己的亚洲来。这里本包含了“人我之别”的意识。分类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二分法是最基本的分类法。人我二分是最简单的,把有别于我的复数的他者归于一处,作为一个单数的他者整体来对待,是最便利的。“亚洲”的整体形象首先来自欧洲人的想象。
  葛兆光曾经极形象的以“天崩地裂”一词来形容近代西方地理知识对中国传统的根本性文化震撼,并指出“近代中国的自我认识史,实际上与关于‘世界’和‘亚洲’的观念变迁是一体的”[xvi]。这段话的另外意思也就是:近代中国的自我认识,已经开始整合入欧洲人的中国认识、亚洲认识中了。
近代东亚的两种国际秩序观念的参差
  比地理概念更深层的,也许是近代东亚两种国际秩序的更替了。在东亚朝贡体系下,没有源于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
  当年中西外交观念的差异及后果,今年出版的近代史的好些著作中都有涉及。其实,传统朝贡体系下的规则和“国”际认识与所谓的“万国公法”本身差异甚大,自不待言,除此之外,分外值得留意的一点是,当时的中国,以及日本朝鲜等,无疑或多或少奉行两套国际关系准则。如中国被逐渐接受西方的游戏规则时,仍然保持着对某些邻国的“朝贡外交”。近代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思想界和政界对东亚国际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仍是基于朝贡体系的中华天朝体制,存在着“洋人归洋人”,“自己人归自己人”的观念界线。“东亚”和“世界”是两个不同的规则区域。而这两种观念又会重叠,这同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作中描绘的东西初遇时经济上的二元图象是吻合的:“亚洲经济圈”有着自己的规则,即使亚洲市场被整合入“世界市场”后,这些规则仍保留了自己的历史延续性。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思想是经济的影子。
  滨下武志曾经举过两个和恰当的例子:一是郑观应的。中法战争时郑观应出使暹罗,一方面以朝贡制度谴责暹罗对中国犯下的罪行,另一方面又表示,即使按近代国际“公法”,这也不可容忍。滨下武志认为,郑观应的看法“是一种朝贡和公法的混合体”。
  第二个例子是马建忠的。马建忠曾在1882年朝鲜李朝政府与美英各国缔结通商条约时出使朝鲜。马建忠对朝美谈判的基本态度是“顾恤藩封,保全国体”,他谴责朝鲜对自己虚与委蛇、态度暧昧,强调来朝目的是保护藩属国的利益,认为朝鲜国王私自决定条约谈判代表和制定谈判方针是对中国的失礼。要求朝鲜在谈判中服从中国,在中朝关系的前提下处理朝美关系。滨下武志指出,“马建忠在了解西方谈判政策的同时,主张维持以往的亚洲秩序(中华体制)。”[xvii]。
  在朝鲜问题上,中国1882、1884年曾经两次派兵入朝[xviii]。李鸿章解释中国为何不惜卷入漩涡:“天朝恪守旧章已二百余载,壬午、甲申之变全力相赴,未始言劳,名分所在,义不得不尔”[xix]。这个“义不得不尔”的“义”,就是传统心理的禁锢。李鸿章曾指责朝方“乃在中朝交涉亦俨然以自主,大放厥词,是置中东数百年名分纲纪于度外,可乎哉!”[xx],这和上面滨下武志引马建忠的用意完全一样。当时袁世凯在朝鲜专权,每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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