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上述唯物史观理论贯彻到历史学中来,要求历史学家必须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立场问题是关键。“一个史家站在什么立场来处理历史问题,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②。历史学家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因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大公无私最有前途的阶级,科学家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观点方法就是上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历史学的宗旨被规定为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历史学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历史,就能达到科学性和革命性的一致。解放以后的历史学家,正是从这里起步来研究历史,并思考研究历史时遇到的一些理论问题。

　　(二)、论与史的关系

　　解放初,从旧社会过来的不少史学家,受胡适考据学和前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观点的影响甚深,治史时以史料考据为唯一方法,对史料旁征博引,而轻视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反对将历史学归结为史料学,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研究历史,揭示历史现象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因此开展了对重史料轻理论倾向的批评。一些老史学家也对轻视理论作了自我批评。其后,又产生了重理论轻史料的偏向。尤其经过1954年对胡适考据学的批判,人们更加轻视史料。写出来的文章洋洋万言,却空洞无物。1957年5月,尚钺尖锐地批评了这种重论轻史的“概念游戏”,指出“没有史料就不能写出历史来,更不用说正确的历史了”③。通过对重史轻论和重论轻史两种倾向的批评,说明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理论和史料都是重要的。那么,两者间是什么关系呢?这一时期产生了三种主张。

　　第一,以论带史。1957年反右派时,陈梦家、荣孟源因为强调史料重要和要求编辑史料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人们批判他们是借着强调史料重要而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但这毕竟只是消极地批判,而没有正确地提出主张。1958年“史学革命”时,在相当多的史学工作者中间产生了以论带史的主张,当时叫做“以虚带实”。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我们以虚带实突击编写乡土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做法和体会》。这里的“虚”便是“论”,“实”便是“史”,“以虚带实”便是以论带史。后来明确提出“以论带史”而成为这种主张代表人物的尹达1964年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提倡‘以论带史’。……这一方针本来是十分明确的。但是,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把‘以论带史’歪曲为‘以论代史’,并且大加攻击”。“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历史科学的指导吗?”④

　　第二,论从史出。吴晗认为,“以论带史”先讲理论,后讲史实,结果是论多史少,甚至有论无史,变成“以论代史”。他提出史与论的关系是“论从史出”。应当运用正确的方法“通过对史实的掌握,把观点体现出来”。“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论从史出’。”⑤当时便有些学者批评吴晗的这种提法无法体现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翦伯赞是主张史论结合的,然论述时也有论从史出的意思。翦、吴二位学者都是赞同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的。但到文化革命时,这种主张则被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主张”而遭到恶意攻击。

　　第三,史论统一,史论结合。1959年孙国权的《正确处理史料与观点的关系》一文,首先明确表述了史料与观点统一的主张。稍后,彭明、吕振羽、白寿彝、孙思白等学者都撰文持这种主张。翦伯赞文章的题目就叫《关于史与论的结合》,他明确提出“以论带史”的提法必须废除,正确的提法应是“观点和史料的统一”。

　　以上三种提法,实际上都还没有合理正确地解决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史论关系。

　　(三)、历史、史学与现实的关系

　　1.关于“厚今薄古”。

　　陈伯达195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什么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什么是“厚今薄古”?据郭沫若当时给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说,毛泽东在回答一位朋友的批评时提出,我们“正是‘轻视过去,迷信将来’。”郭沫若解释说:“这‘轻视过去,迷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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