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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突击组织人编写有关史学论著。由于政治任务的时限性、多变性,这样突击赶写出的东西,是很难有学术价值和科学性的,却日益滋长出实用主义。到戚本禹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将所谓“革命性”作为对社会主义时期史学的唯一要求,实用主义更加横生蔓延。当姚文元对吴晗《海瑞罢官》进行蛮横无理的政治大批判后,有些学者写出文章对有关历史事实加以探讨,以求辨明是非,竟被攻击为以学术性研究干扰斗争大方向。学术性研究本身已经被指责为错误倾向,历史学的科学性在现实中已无存身之处了。戚本禹在1967年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⑾ 一文,便完全以歪曲近代中国历史内容的实用主义手法,“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政治服务,将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的国家主席。由于最高当局已经把打倒刘少奇作为既定目的,戚本禹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指名,攻击的手法却是明目张胆、咄咄逼人的。到江青集团将攻击的矛头指向“现代的大儒”时,被攻击者的政治命运当时并未判定,这样的政治更带有阴谋性质。江青等人又想到了历史。历史学便由阶级斗争史学更一变而为路线斗争史学,江青集团在炮制中国历史自古至今都贯穿着儒法斗争时,竟明确地提出写历史可以七真三假,这哪里有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儒法斗争史完全成为以实用主义的歪曲手段隐射攻击现实的阴谋政治的婢女,从而极大地破坏了历史学的声誉。将历史学的任务仅仅归结为“古为今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至此已经将历史学推向绝境了。
(四)、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
阶级观点应当包括阶级斗争和阶级统一两个方面,但阶级统一观点当时几乎无人探讨,故这里说的阶级观点实际是指阶级斗争观点。这种观点解放初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要点之一。历史主义自然是指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50年代其涵义被理解为:一是从历史事物的发生发展的全盘过程去考察,而不可以从静止不变的状态去观察,二是从历史事物发生时的各种实际条件关联起来考察,而不可以以现在的条件和标准去衡量古人古事。当时一些水平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曾以此批评阶级斗争乱用而造成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但1957年以前,这两种观点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1958年“史学革命”中,阶级斗争观点被日益突出。“厚今薄古”与被制造出来的“厚古薄今”成为史学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贯彻“厚今薄古”而突出阶级斗争观点给当时历史学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影响。1959年春,郭沫若、翦伯赞就所谓“打破王朝体系”以及为曹操翻案,批评了“史学革命”的搞法是“反历史主义的”。河南史学家郭晓棠在1959年发表《历史主义,还是反历史主义》⑿ ,尖锐批评当时历史研究中片面运用阶级观点而产生的非历史主义倾向,首先提出运用阶级观点“必须同正确的历史观点结合起来”。河南《史学月刊》曾连续开展“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讨论。稍后,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到处做报告并撰文,大声疾呼“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论断”⒀ ,因此而成为倡导马克思历史主义主张的主要代表人物。
与此同时,阶级斗争观点也在发展。1961年4月,河南史学家嵇文甫在《光明日报》撰文,根据毛泽东以是否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分界线的认识,提出阶级斗争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从此,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核心的提法,便支配着当时中国的史坛。毛泽东1957年便开始突出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后日益发展,到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终于正式发展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种认识激荡着史学领域,突出阶级斗争观点和强调历史主义主张两股史学思潮,便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
《新建设》1963年第5期发表林甘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强调历史主义的翦伯赞等学者离开了阶级观点,认为“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核心”,“历史主义已经内在地包括在阶级观点之中”,二者是“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因此没有必要在阶级观点之外单独提历史主义,强调在历史研究中更加突出阶级观点。宁可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发表《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批评林甘泉的“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完全一致的”提法,认为二者虽然是统一的,但历史主义是与阶级观点有区别的概念,它有自己的特定涵义,因此历史主义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接着双方又继续撰文论难。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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