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厚今薄古”,显然给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带来很大的困惑。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只能对来自党的指示表示拥护,有些人并且跟着讲了一些那个时代难以避免的错话。作为历史学家,他们不可能“轻视过去”,于是便给“厚今薄古”作了尽可能有利于史学发展的解释。综合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刘大年以及陈垣等老一辈史学家的解释,大体有:其一,按范文澜、吕振羽的解释,所谓“厚今薄古”是要历史学家关注现实,为今天的现实服务,这是一个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按:这样的理解只能说是“厚今”,并无“薄古”之意);其二,按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等的理解,所谓“厚今薄古”是要历史研究的重心和力量配置上更加重视近现代史研究(按:当时有些学者确实存在过重古代史偏向,纠正这种偏向是必要的。但这种理解也只能说是“厚近薄古”,与“厚今薄古”原意显不相同);其三,包括郭沫若、刘大年、陈垣在内的许多史学家的另一种解释是,所谓“厚今薄古”是说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并不是只要今不要古。陈垣说:“只要是立场正确,则不论是研究古史今史,都不致走入歧途”⑦。翦伯赞甚至说:“自殷周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两千多年的历史,还需要大大地努力进行深入的专门的研究”⑧(按:这些话都是对的,但这并非“厚今薄古”,甚至有点“厚古”,至少是不“薄古”)。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对史学领域因贯彻“厚今薄古”口号而造成的“轻古”以至“废古”等各种错误倾向提出过尖锐批评。他们以自己的善意解释以及他们在史学界的声望,对于防止和纠正因贯彻“厚今薄古”而给史学界带来的消极影响,已经尽到了他们作为史学家的努力。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厚今薄古”的提法是要不得的。

　　2.古为今用,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来的,也是为这一时期许多史家所赞同的。较之“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显然要好一些。这个提法是重视历史研究及其社会功能的。已经过去的客观存在过的“古”,是不可能为今所用的。这里的意思实际是说,要用研究“古”(历史)所获得的历史知识为今天的现实所用。它强调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但这个提法没有明确表达出历史学所应用的科学性。“古为今用”只能是历史科学的功能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功能。

　　古为今用在当时史学领域的具体表现,便是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提法不能说全错。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社会功能,应当为现实服务。现实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政治(现实中还有经济、文化等领域,因此即使从为现实服务这一角度而言,这个提法也是不全面的)。在那时一切工作都以“政治挂帅”,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之事。这种服务在当时史学中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以历史与现实作古今类比,以历史事实来解释、证明党的方针政策。如同翦伯赞所说:许多史学工作者“几乎把党的任何政策、口号都塞到古代史中去,好象我们今天推行的任何一种政策,今天提出来的任何一种号召和口号,在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推行过和提出过”。⑨翦伯赞认为,“如果把古为今用理解为古今类比,那是错的”。因为“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些表面的类似就抹煞它们本质上的差异,而把古人古事拉扯到现在”⑩。当时历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为了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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