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原理还值得讨论,但绝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只有基于这样新的认识,才有可能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获得正确认识。90年代蒋大椿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王学典的《历史主义的历史命运》等著作,系统地总结和探讨了这个专题的研究。新时期还有个别学者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而他石、陈高华、李祖德等绝大多数学者均不赞成此见。由于新时期学者们主张研究历史时应当采用多种合适的观点和方法,像60年代那样以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并列已经没有必要。但科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并不能说已经完成使命。目前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虽然表现形式与过去有所不同,在具体结论上甚至和过去对立,但依然存在,如对待近代革命的看法。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不仅应当与正确运用的阶级观点(包括阶级斗争和阶级统一)相结合,运用其他观点方法研究历史时,也应当注意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相结合。
(三)、新的史学理论问题提出及其探讨
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不可能面面俱到,大体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开展。文革以前,只有一般认识论,历史认识论基本上没有展开研究。新时期对历史认识论研究已初步展开,涉及到历史认识的主体、客体、中介、历史认识过程及其特点等一系列问题。1987年在四川温江召开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主题便是历史认识论。罗福惠、马敏在1983年较早地探讨了历史认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刘泽华、张国刚就历史认识特点是间接认识、从问题开始的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与过程,以及历史认知结构、基本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谢本书、翁飞等探讨过历史认识的一般模式及其特征。徐兆仁提出了历史认识的十大特征。于沛系统阐述过历史思维的特点。沈大德、吴廷嘉对历史认识主体进行了专门研究。陈启能、陈光前等分别对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陈启能的见解曾引起不同意见。李振宏在多篇论文中探讨了史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客体范畴以及历史认识的模糊性。赵轶峰探讨了认识的相对性,等等。另外,多种史学理论著作也对历史认识论作了深浅程度不同的讨论。问题已经提出不少,并且获得可喜的进展。但我国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
2.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历史学的性质是历史知识论诸多问题中的一种。解放以来,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看法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90年代以来,逐渐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有的学者提出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也有学者认为历史学是科学和人文学的统一。何兆武在1996年发表的《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⒂ 一文,对历史学的性质问题作了系统阐发。何兆武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历史学分为两个层次:历史学Ｉ是对史实或史料的认定,这部分研究工作是纯科学的;历史学Ⅱ是对历史学Ｉ的理解或诠释。这里又分两个方面,对理解工作仅有科学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种人文价值理想贯彻始终,这“是历史学的核心”。另外史家还要进行人性学的研究,这种探讨一部分和心理学重叠,“大部分都是独立于科学之外的”。由于每个人、学派、时代的知识,凭借和思想方式不同,构造出来的历史画卷不同。历史学家工作的完成,就在于把他构成的历史画卷传达给别人,“这里的这个‘传达’工作,严格说来,乃是一种艺术表现,因此也就并没有‘如实’。”就整个近代史学史来看,何兆武文章除了论述的细致,大概并没有提出新见解。但就解放以来对史学性质的看法而言,何兆武文章的确提出了非常重要而与众不同的见解,已经引起史学界关注。有的学者表示赞同。庞卓恒则对何兆武主张的历史学的生命或主体部分只能是“人文的”而不能是“科学的”论点,提出质疑。历史学的性质关系到历史学的方向,建议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能对这个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这对于当代史学理论乃至整个史学的发展,都是极为有益的。
3.关于历史编撰理论。文革以前,除个别文章涉及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开展。新时期对历史编撰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已初步展开。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对中国代历史编撰与方法作了系统的总结。《史学导论》等多种史学理论与方法论著作也探讨了如何编撰史著以至史学论文,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集中探讨了历史编撰学的理论与方法。江明、陈光前等分别撰文论述了历史编撰的理论与方法。上述探讨,内容涉及到史书的体裁、体例、体系、结构、线索以及史著语言的基本要求等。罗尔纲在撰写太平天国史和白寿彝主持编写大型中国通史时,对建设新综合体作出了极有价值的探索。尤其是白寿彝在总结和继承我国古代史书编撰体裁优点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而创造的通史新体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