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方法研究热

　　文革前,史学方法研究薄弱而单调。80年代,我国史学出现了“方法热”,确为解放以来史学研究的一大新气象。除了出版、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史学方法论著外,全国各地曾多次举办有关社会科学方法、历史研究方法的专题学术讨论会。针对相当长时期以来忽视史料工作的倾向,尤其是文革时期影射史学对史实的任意曲解甚至伪造,80年代初,史料的搜集、鉴别、考据方法为胡守为、荣孟源、赵光贤、白寿彝、来新夏等史学家所格外关注,他们撰写了一批史料考据法的论著,如赵光贤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讲话》等。

　　在史料搜集整理基础上的研究方法,除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史论关系处理方法的继续探讨外,黎澍、蒋大椿、李振宏等阐发了历史研究中的唯物方法。刘大年、葛懋春等阐发了阶级分析方法。丁伟志等探讨了逆向考察法。蒋大椿系统发掘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历史研究方法。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新方法的引进和探讨。一是系统方法。金观涛、刘青峰首先将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引进历史学领域,并运用这种方法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后来,钱学森等许多学者都论述过历史学中的系统方法。1985年在上海和1986年在安徽举办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曾集中探讨过系统方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当时多数学者对于在史学中尝试性地运用系统方法持肯定态度。这种方法的基本要点是,要求从系统整体出发,研究系统整体与各子系统(部分)、各子系统之间的及系统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以探求历史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运用这种方法还要结合数学手段。它强调用综合—分析—综合的研究程序把握历史事物系统。当时对于这种方法及其运用中的许多问题和难点,尤其是系统方法从整体出发便是一个极大的难点,并没有深入展开研究。许多学者提出应当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系统方法,并且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金观涛则由怀疑以至用系统方法排斥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他的研究倾向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刘大年、刘修明则主张对引进系统方法持慎重态度。二是历史计量方法。霍俊江、续建宜等学者撰文阐述了计量方法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内容、适用范围、运用程序等问题,也有的学者指出历史计量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应当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计量方法。霍俊江、王小宽、项观奇编著出版了有关历史计量方法的专著。应当说,在适当的历史领域运用计量方法对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是必要的。历史计量方法已被开始运用于我国的人口史、经济史等领域,但成果不多。这大约同目前多数史学家掌握计量方法有一定难度、而数学家也还没有进入史学领域相关连。三是各种跨学科方法。史学系统方法、历史计量方法也是跨学科方法,是01自然科学与史学交叉而产生的。这里是指各门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相交叉而产生的方法。彭卫、周义保、邹兆辰等分别探讨了心理史学方法对于历史学的意义、适用范围、运用程序及应注意的问题。罗凤礼介绍了欧美心理史学方法并作了评述。彭卫并有心理史学及其方法的专著出版。魏承思探讨了历史社会学方法。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介绍和探讨了历史地理学方法、历史人类学方法,以及模糊方法、模型方法等。另外还有些方法并非是新的,在新时期探讨时却赋予了许多新的内容。一是历史比较方法。范达人、孟庆顺等学者分别论述了历史比较方法的理论根据、涵义、类型、运用程序、条件要求、功能作用及其局限性等。庞卓恒、范达人等出版了历史比较方法专著。历史比较方法同历史研究实践结合得较紧密,出现了相当数量用比较方法对中西历史作比较研究以及其他历史比较的论著。二是假说方法。荣孟源认为在考据学中不能运用假说方法。茅家琦、李桂海等学者则探讨了历史学中假说方法如何运用及其作用。对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重新作了探讨。三是口述史学方法。在近现代史,尤其是党史中,相当普遍地运用了口述史学方法。杨立文等对此作了颇有影响的探讨。

　　这一时期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特征,一是新。介绍和探讨的新方法各式各样,令人耳目常新。二是史学方法研究的多样化。三是除传统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较紧密地结合实际历史研究外,一些新方法的研究尚在起始阶段,多停留于理论的论证上,有些论证还比较粗浅,成功地运用于史学实践取得成功者甚少。

　　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已开始提上日程。陈光前、霍俊江、董进泉、肖剑、赵轶峰、程洪等学者都曾撰文对史学方法论建设的体系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从这一时期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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