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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诸书，顾皆卷帙繁重，不能卒读。固由姿禀浅薄，抑亦其书之宜于浏览，而不宜于教科也。[2]
出现这种“心界、眼界无一非三代以上景象”，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传统历史教材的落后，传统蒙童读物已经远远滞后于社会时代发展的步伐，显得“不宜教科”了。
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时，居然说：“中国历史一科，尚无适宜之本，故暂从缺如，俟选有佳构，再以本部官报公布之。”[3]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虽然标志着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开始，但它的意义还在于“破”而不是“立”，在史学近代化建设方面的成就是有限的。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竟找不到一种适宜本国史教科之用，出现这种尴尬局面足以表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还很不成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引进国外现成的历史教科书以解决国内教科之需，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所以《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列有“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的专门条目：
各种科学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间有中国旧籍可资取用者，亦有外国人所编，华人所译，颇合中国教法者，但此类之书无几，目前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现订各学堂教科门目，其中有暂用外国科学书者，或名目间有难解，则酌为改易，仍注明本书名于下，俾便于依类采购，俟将来各科学书中国均有自编、有定本，撰有定名，再行更正。至现所撰录之外国各种科学书，及华人所译科学书，均由各教员临时斟酌采用，其与中国不相宜之字句，则节去之，务期讲习毫无流弊，仍拟另撰学科门目，释义用资考察。
“暂用”、“斟酌采用”、“仍拟另撰”这些字眼反映了清季人士的两难心态。一方面，客观现实决定了只能靠编译现成的国外教科书以缓解国内教科书危机；另一方面，主观上很难接受这种现状，尤其连本国史教科书也要靠外人来编写，这对当时知识分子刺激很大，所以在介译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同时，国人就已经开始摸索如何自编历史教科书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学生开始组织学社，出版刊物，翻译国外现成历史教科书，以供国内学堂教科之需。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有会文学社、教科书译辑社、东文学社、普通学书室、作新社、镜今书局、广智书局等，其中出版教科书最用力的应属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20世纪初年中国译书界之活跃实属空前，除政法类书籍之外，很大部分是翻译和编译的国外教科书。因学堂对教科书需求量很大，出版教科书有利可图，国人蜂涌竞相翻译教科书，群谊译社批评时风说道：
浅尝之士每未能融会书意，涂乙一二联络词，卤莽卒事，甚者且竞骛牟谋，惟速是尚，不暇问于义之安否，驯致所译之书，格格不堪卒读，不惟不足以启吾国民，即远质诸已知和文者，亦未由索解矣。[4]
教科书翻译混乱无序，惟利是图，讲求快速，不求质量，且层次参差不齐，给当时刚起步的新式教育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益。学部之所以采取教科书审定制度，固然是出于控制思想意识方面的考虑，但对于教科书的无政府状态，采取审定制度，有它一定的合理性。
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曾被官方审定通过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经笔者调查仅有5种。见表1：
表格 1：
书名
原著者
译者
出版社
首版年月
备注
最近支那史
河野通之、石村贞一
振东室学社
1898年秋
用汉文编著。
支那通史
那珂通世
东文学社
1899年6月
用汉文编著。
东洋史要
桑原骘藏
樊炳清
东文学社
1899年（王国维所作序时为1899年12月）
另有文明书局译本《中等东洋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译本《订正东洋史要》。
普通新历史
普通学书室
普通学书室
1901年9月
支那史要
市村瓒次郎
陈毅
广智书局
1902年6月
这些被官方认可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在全国范围内被学堂所采用，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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