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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篇幅适中，叙述简明，曾被学堂广为采用。
《支那史》一书在当时亦有一定的影响。此书由日本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合著，1903年教育世界社译刻发行，凡六册九卷。卷一、总叙；卷二、太古史；卷三、三代史；卷四、秦汉三国史；卷五、两晋南北朝史；卷六、隋唐五代史；卷七、宋元史；卷八、明清史；卷九、年表。该书自上古迄至清末台湾、伊犁纷议，“颇能提要钩元，且稍注意于民间文明之进步，亦中国旧著中所无也。”[6]1903年支那翻译会社发行、“支那少年”编译之《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便是据市村氏、泷川氏所著《支那史》，“去吾二十四姓家乘所备载之事实，而取其关系于文明之进步者”[16]，删其芜，补其阙，正其误，编成此书；吕瑞廷、赵澂璧据《支那史》“逐加考订，正其讹误，而补其缺略”[17]，编成《新体中国历史》，均为一时流行之作。
清末本朝史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与此同时国内也引进出版了一些日人编著的清史著作，主要有三种：增田贡之《清史揽要》，河野通之、石村贞一之《最近支那史》，三岛雄太郎之《支那近三百年史》。这三种清史作品均用汉文编纂。不过此类史书在学堂流传有限，因时人普遍认为：“我华掌故自有专书可读，不必乞诸其邻，转贻数典忘祖之诮。”[3]被审定为“暂用书目”的只有《最近支那史》，并且评价不高，此书“意在续《支那通史》，而无宗旨”[18]，又采用编年体著史，不合教科之用。取鉴《支那近三百年史》颇多的汪荣宝所编纂之《本朝史讲义》，却被学堂普遍采用[4]，还得到官方的肯定，“钩元提要，本末悉贯”，“洵近今教科书中仅见之作”[12]。
（二）、东洋史的汉译
“世界史”不是从来就有的，古代东西方各为系统，近代以来双方联系日益密切，才有所谓“世界史”的出现。东洋史是相对于西洋史而言的，“称东洋史、西洋史者，必自国史杂沓之事实中，取其影响及他国之事变，以说明现时之历史团体者也。”若只是“各国国史之集合者”，不可谓“东洋史”[19]。但是近代译自日本之东洋史著作有符合此东洋史标准的，屈指可数，“东洋史之主人翁，实惟中国，故凡以此名所著之书，率十之八九纪载中国耳。”[6]
《东洋史要》是近代译自日本的第一种史书。是书由桑原骘藏所著，樊炳清译，王国维作序，东文学社1899年印行。该书分上下二卷，首总论；全史分为四期，曰上古期：汉族增势时代，曰中古期：汉族盛势时代，曰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时代，曰近世期：欧人东渐时代，迄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夕。译本出版后，国人竞相翻刻。1903年宝庆劝学书舍校刊之《东洋史要》，与东文学社译本完全相同，并题“京师大学堂审定史学教科书”字样；1904年成都官报书局印本之《新刻中国历史》，扉页却题《东洋史要》，其内容与东文学社译本无二异，但无王国维序；1904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中等东洋史教科书》，日本桑原骘藏著、周同愈译，并有日人那珂通世所作的序，就所译之原本言，应与东文学社译本同，但两种译本文字上略有差异；商务印书馆曾有《订正东洋史要》，“本馆据原书翻译，篇章悉仍其旧。”[5]另有一种同名译作，小川银次郎著、屠长春译之《东洋史要》，1902年普通学书室印行。
一种教科书有如此多不同版本，这在近代也是不多见的，足以说明《东洋史要》译本出版后社会影响之大。那珂通世憾于“近人所著东洋史甚多，然皆详中国而略塞外”，“欲考求亚细亚古今之大势，终未能了如指掌”，当他读到《东洋史要》，“喜此书之出于世”，认为该书“史料取材于东西，而博引旁搜，东洋五千年来治乱兴亡之事变，约而能得其要。”[20]王国维亦有同感，是书“简而赅，博而要，以视集合无系统之事实者，尚高下得失，识者自能辨之。”[19]在王国维眼里，《东洋史要》至少是符合他所提出的东洋史标准的。1902年梁启超亦说：“此书为最晚出之书，颇能包罗诸家之所长”，“繁简得宜，论断有识”[6]。《东洋史要》并非专述中国史，而强调亚洲诸国之间的关系，“合东洋诸国为一历史团体，于亚细亚东方民族之盛衰、邦国之兴亡言之甚详，而南方亚细亚、中央亚细亚与有关系者，亦略述之”，所以被视为“世界史教科善本”[21]。
《东洋史要》出版后，在国内教育界有很好的评价。此书译成中文之后，“盛行殆遍于东南诸省”[22]。学部认为是书“以种族之大势为纲，其叙事以国际之关系为键，条理分明，简择得要，可谓东洋史之善本。”[12]陈庆年后来据桑原骘藏之《东洋史要》，改编成《中国历史教科书》，在清末民初的中学历史教育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中国历史教科书》最早刻本应是1903年武昌印本，仅改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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