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挽狂澜，冀图强国富民。《普通新历史》指出：“今者大地交通，欧势东渐，东洋各国多为白人种所并吞，我国近年割地开港，亦几为所分割。从此举全国之力，振兴庶务，输入文明，以光我古国之声名，驾五洲各国而上之，非国民之责任而何？”[33]译者欲彰显“爱国救亡”的信念，在此得到了最好的体现。马雄读《续支那通史》后，认为此书“为吾胳凿破混沌，输入文明，将与欧美学者同上历史竞争之大舞台，所获岂有崖量。”虽然中国人不能作中国历史，实属可耻，但读此书传达给他信息的却是：“吾知二十世纪为列强风潮澎淜汹涌之时代，虽欲高生咿唔，叱咤风云，而破白种人者已挟其猛鸷坚忍之手段，横渡太平洋、大西洋而群集于东亚之中心点。乌乎！不可惧哉，不可惧哉。”[10]外来教科书本身并不具备国人所要达到的爱国主义旨意，而国人能够读史启爱国心，要归因于读者本身所具有的爱国意识。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与读者的爱国意识相互转发，通过解读这些教科书叙述简明的历史事实，而激发读者爱国心。即使这些汉译历史教科书本身，同样也可以成为国人以此为耻而启爱国热情，努力摸索自编历史教科书的素材。
清末取自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虽然缓解了当时学堂教科书危机，对近代刚刚起步的历史教育亦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国人早已意识到外来教科书并不能完全替代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学堂采用日本教科书只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国人对外来教科书既有欢迎的声音又有批评的声音，这两者并不矛盾，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国人批评日本教科书，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出于民族感情的考虑，“近年以来稍稍有历史课本出，然大都取日本成书，点窜一二以为之，颇有伤于国民之感情，谈教育者时以为憾。”[34]另一方面这些教科书因国情不同，不能完全充当国内教科之用，支那史、东洋史在日本只是作为外国史中的一科，取材相对简略，而且错误较多，“惟以外国人而编中国史，则又病于太略，且多舛误”[27]。
1903年10月《文明书局编辑蒙学中外历史教科书约恉》一文对日人所著教科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顾近岁以来，各学堂多借东邦编述之本，若《支那通史》、若《东洋史要》，以充本国历史科之数。夫以彼人之口吻，取吾国史料为彼学校外国历史之科，吾率取其书用之，勿论程级之不审，而称谓辞气之间，客观让作主位，令国民遂不兴其历史之观念，可忧孰甚焉。
由此，文明书局所编《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要求“以我国人述我国事”，“以进文化改良社会为主”。全书大彰爱国主义，“识古来并合之由，以起近今衰亡之痛，长学识，雪国耻”，“以卫种族，张国威为主”，“力捍外侮者必称道勿衰，以壮我幼年之气”[35]。东新译社认为：“译外国教科书以充国民读本，皆于学界之进化，国魂之发达，无丝毫影响，而反生大障碍者也”[7]，计划出版包括文、理、商、农各科课本。国学社亦痛感：
自顷海内，明智之士，亦尝有意于教科书矣。然率勇于译述，而怯于编著，工于谈外情，而拙于言国故。甚或三千年之历史，十八省之地志，亦复求书异域，奋笔抄胥。呜呼！抑可谓穷矣。
为“明内外之大别，发爱国之公心[36]，组织志同道合者自编历史教科书。
纵观20世纪初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发展概况，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与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几乎是同步发展，不过最初日人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在清末学堂教育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对当时历史教育有较大的影响。而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还处于摸索阶段，极不成熟，因此对清季早期历史教育影响较小，大多数所谓“自编”历史教科书实属“编译”性质。据文中列表可知，绝大多数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译介时间在1903年或之前，1903年开始，原先充斥各学校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逐渐被国人编译的本国史教科书所取代。国人自编且较早较有影响的本国史教科书，应属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可惜这两种教科书都未编完。本国史教科书的翻译、编译、自编三步曲，反映了本国史教科书发展的艰难历程，历史教科书从无到有、从草创到成熟，这在中国教育史、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1] 奏定学堂章程[A].中国近代教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2] 张元济.中国历史教科书·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
[3] 审定书目：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凡例[J].学部官报,1907-05-22(第21期).
[4] 群谊译社广告[J].大陆报,1903-02-7(第3期).
[5] 普通学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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