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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中国史至今讫无佳本，盖以中国人著中国史，常苦于学识之局而不达，以外国人著中国史，又苦于事实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终非可以望诸他山也，不得已而求其次。[6]
但此类教科书多数采用新史体例，以新眼光、新学识来编纂中国史，重要的不是它们所提供的具体历史事实，而是“史识”，这些教科书之所以在清末广大知识分子中间引起较大的反响，被他们所吸引的亦正在于此。一些思想比较敏锐的知识分子就通过阅读支那史、东洋史著作，以反思传统史学，对其存在的诸多弊病进行深刻的批判，同时又在思考传统史学如何“走出中世纪”，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应该努力的方向，这与20世纪初声势浩大的新史学思潮遥相呼应，有力推动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
（一）、支那史的介译
《支那通史》是近代中国较早引进自日本的一种历史教科书，在当时教育界、学术界均有很大的影响。《支那通史》，日本那珂通世著，用汉文编纂，1899年由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重刻出版，罗振玉作序[2]，始在中国有广泛的流传。是书凡五册四卷，附地球沿革图。首总论，分上世史和中世史。上世史自唐虞三代至战国；中世史又分上中下三期，中世史上：自秦汉至晋并吴，中世史中：自晋南北朝至隋唐，中世史下：自五代至金章宗末年。采用章节体例，每卷后载历代世系，又卷末载宋儒传授图，文庙从配沿革表，宋辽金职官沿革表，宋百官品级表。
东文学社在《申报》上刊登重刻《支那通史》广告指出，中国历代通史若《通鉴》、《纲目》之类，“卷帙繁重，不便记诵”，至后世“删节之书，则又多脱略，编定鲜识，致典章沿制皆不可考。”而《支那通史》“体例精善，于历代政令、风俗、建制沿革考证详核，洵为至美至善之作。”[7] 所以东文学社将此书重刻以为各省学堂教科之用。中日学人对《支那通史》有较高的评价。此书原序作者日人南摩纲纪认为：“初学熟读此书，则不费力而得略知支那四千年之治乱、政刑、地理、人种、教育、制度、风俗及农工商等之大体，其为裨益也大。”[8]王国维亦痛感于旧籍浩如烟海，仅记载帝王将相事迹，于政治、学术、风俗之由来不得而知，而是书“究吾国政治、风俗、学术之流迁，简而赅，质而雅”，并认为“持今世之识，以读古书者欤，以校诸吾土之作者，吾未见其比也。”[9] 《支那通史》由东文学社重刻发行之后，其社会影响之大，“久已脍炙士林，岁不下脱销万余部”[10]。1903年《京师大学堂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评《支那通史》：“简要有法，若再删冗词三之一，补元明本朝，即成完书”，对此书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支那通史》上起唐虞下讫五代辽宋，而元明清史付之阙如，所以有人给它作增补和续编。1904年文学图书公司出版了日本狩野良知增订、那珂通世原本的《增补支那通史》石印本。1903年会文政记出版日本山峰畯台著、“中国汉阳青年”译之《续支那通史》，补全元明清历史，迄至中日甲午战争。
《支那通史》在中国有较好的声名还得力于《历代史略》。《支那通史》虽属教科善本，但它并不适合作为小学尤其初小学堂历史课本，是书“体制虽善，究嫌卷页过多，不适小学教科之用”[11]。柳诒徵可能亦有同感，于是将《支那通史》改编为《历代史略》，以合教科之用。《历代史略》，江楚编译局出版，初版时间约在1902年，由柳氏改编自《支那通史》，并补上元明两朝史事。此书编成出版后，很快成为一本畅销书，上海等地竞相翻版印售。江楚编译局初印本没有署名，后上海中新书局重版时才署上“柳诒徵”的名字。《历代史略》曾被学部审定为“中学应用历史教科”，评价甚高：“日本人述中史，究不免疏漏，此书既略为汰冗存真”，“取材尚丰润，而无断烂朝报之讥”[12]，并认为此书所补元明历史，略胜日本河野通之、石村贞一所辑之《最近支那史》。
《支那史要》，日本市村瓒次郎著、陈毅译，广智书局1902年6月4日初印，1903年6月5日再版。是书一册凡六卷，附地图一册。卷一、总论；卷二、古代史，自开辟至秦之并吞六国时；卷三、上世史，自秦并吞六国至隋一统南北时；卷四、中世史，自隋之统一南北时至宋之灭亡时；卷五、近世史，自元统一海内至清宣宗之世；卷六、今代史，自道光迄至台湾及伊犁之纷议，并附有历代一览表、历代帝系表、历代帝都表。译者认为《支那史要》一书，“叙录我国自开辟以迄今代数千年来政治上变迁之大纲，提要钩元，不烦不漏，至于学术风俗之有关政治上者，亦择要著论，更附各表，以便参照，其有便初学，岂浅鲜哉。”[13]且当时出版界对该书反映亦颇好，“提纲挈领，抉要钩元，于制度沿革、对外政策尤所著眼，苟用以为教科书，尤称适宜。”[14]当年浔溪公学第一学期“内国史”所用教科书即《支那史要》[15]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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