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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近古期元及明部分。编者言：“桑原骘藏之书，尤号佳构”，“今据以为本，更令事义少近周赡，依据或乖亦为匡救，与夫回易数字，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弥缝无缺。”[23]《中国历史教科书》并不是简单地节选自《东洋史要》，而是有所补正的，“事义较详，改错不少，于南朝周朗所谓书不烦行，习不縻力者，庶乎近之，因暂定为中史课本。”[12]《东洋史要》被大多数学堂所采用，自编本国史教科书均受其影响，尤其在历史分期方面，以至于后来傅斯年还对此深有不满，“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24]从中可窥此书影响之一斑了。
《普通新历史》，上海普通学书室1901年9月印行。是书一册凡十章。第一章、总论；第二章、三皇五帝及三代；第三章、秦汉时代；第四章、三国两晋南北朝；第五章、隋唐时代；第六章、五代及宋之时代；第七章、元明时代；第八章、国初；第九章、嘉道咸同间；第十章、近年时事，迄至甲午战争。此书凡例言：“是编以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所著《东洋历史》为蓝本，取其序次明析,记录简要,足备教科书之用也”，“今就原书增删取舍，以合于我国小学教科之用。”因《普通新历史》以日本《东洋历史》为底本，所以把它归入东洋史部分考察。《普通新历史》因匆促出版，原印本间有讹字，是书“依东文译录，故叙述事件及词句间之语气，不免日人口吻”，所以在初版发行后一个月，即出版《校正普通新历史》，对初版进行了订正和删改。1902年普通学书室又出版了《增补普通新历史》，增补了近年事实，史料来源“皆采诸奏章、公牍中之可稽者，凡报馆琐语不敢拦入”[25]，并且此后再版择要随时增修。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已三版《校正普通新历史》，1913年商务印书馆又增订出版《普通新历史》，迄1917年8月发行了28版，足以说明《普通新历史》流传之广。
东洋断代史之作，仅有田中萃一郎所著《东邦近世史》一种。是书最初连载于《湖北学报》，从1903年2月12日《湖北学报》第1集第1册陆续译刊至1904年9月14日第2集第21册，上卷始刊毕，后湖北学报馆曾将译文集结发行单行本，分上下两册。湖北学报馆译本仅是《东邦近世史》上卷，与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介绍该书所列篇目相同，说明梁氏亦只见到此书的上卷部分，至于原著者是否有计划续出此书下卷部分以及后来是否出版过下卷部分，待考[6]。湖北学报馆译本首绪言凡十章。第一章、欧人通商之初期；第二章、大清兴起；第三章、欧人通商之第二期；第四章、俄国东方侵略之初期；第五章、莫卧尔帝国之勃兴及其瓦解；第六章、英人侵略印度；第七章、大清之西方经略并教匪海寇；第八章、印度支那侵略之初期并南洋诸岛；第九章、英俄在中亚冲突之初期；第十章、鸦片战争本末并长发贼之举兵。梁启超对此书评价甚高，搜罗事实而能连贯之，能“发明东西民族权力消长之趋势，盖东洋史中最佳本。”[7]出版界的评价亦颇高，“提纲挈领，笔法精严，读之可以见东方进步迟滞之由，及欧势东渐之次第也。”[26]从此书内容的编排上看，有别于一般的东洋史作品，以东西洋贸易为主线，将亚洲各国之间互相联系的历史展示出来，实属不易。
三
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固然有传统史学内部存在革新因素涌动的结果，但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外近代史学的影响和刺激下发生的，国外史学无疑起到了“助产婆”的作用。近代新史学家批判封建旧史，所用的“理论工具”都是舶来品，并非是传统史学中的学术话语。若没有国外近代史学的引进，恐怕很难革传统史学的命，更难以作富有近代意义的批判。近代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传入国内便担当了这种“榜样”角色，新史学对旧史的批判才“有的放矢”。人们关心的不是“历史是怎样”而是“历史应该是怎样”，牵动时人神经的是从外来教科书中所传达出的“新学说、新眼光”，对他们固有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当年京师大学堂教习王舟瑶认为“中国旧史，病在于繁，不适时用”，桑原骘藏之《东洋史要》，田中萃一郎之《东邦近世史》，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之《支那史》，那珂通世之《支那通史》，河野通之、石村贞一之《最近支那史》，田口卯吉之《支那开化小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之《支那文明史》，“日人新编，较为简要，且多新识”，“皆足备览”[27]。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作品是站在“近代”的高度，以近代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编就的历史，虽存有民族偏见，然“彼以其新学说、新眼光，观察吾中国数千年治乱兴亡之由，迥非本邦旧学名家所能梦到者。”[28]旧学名家还生活在中世纪，他们完全可以具备一流的旧学功底，但其眼界与近代学人有天地之殊。
历史教科书所能容纳的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毕竟是有限和曲晦的，它有别于专门性的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著作，但近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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