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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爱国主人思想等，对日后国人自编本国史教科书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0世纪初年的国史“破旧立新”，在言论上应该是非常彻底的，但要把想法付诸实践，编纂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国通史，那就相当困难了，梁启超、章太炎、陈黻宸等均为此努力过。最初人们在引进支那史、东洋史的同时，采取“编译”或“改编”的方式编纂中国史，说明人们已不满足于简单的翻译层次而要有所取舍，如汪荣宝的《本朝史》、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普通新历史》以及《支那四千年开化史》，虽还处于“模仿”阶段，原创成分不多，但对原本作了改编，订正史误，补充不足，站在本国立场上叙述历史，后来又不断修改补正，实与原本有了质的区别，为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积累了一些经验。
四
“爱国救亡”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有如幽灵一样徘徊于其发展的全过程，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可以说“无时不在，无时不有”。近代史学在承担爱国救亡的职责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传统史学向来就很强调“资鉴”功用，20世纪初新史学虽把传统旧史批判得体无完肤，但出发点还在于传统史学面对近代所出现的新问题难以提供资鉴服务，传统史学在新历史境遇的“致用失效”，成了新史学批判的焦点。梁启超《新史学》可以说是拉开新史学运动序幕的宣言书，他说：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这是近代学人对“史学致用”所作的最为经典的总结，一言以蔽之，就是“爱国救亡”。比较中西史学，梁氏发现“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在其间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中国传统史学之发达举世无与匹敌，为何近代中国境况如此窘迫？顺理成章地把矛头指向了传统旧史，旧史“四弊二病”说，大家耳熟能详。为了发挥史学的爱国救亡功能，必须革传统旧史之命，近代史学似乎理所当然地要献身于爱国救亡的洪流之中。作为新史学重要一部分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亦要承担“爱国”的职能，而且还是批判旧史的重要参照。
取自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原著者立意绝不是站在中国人立场上，就原书本身而论，它并不能起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事实上，这些教科书在中国语境中却能够起到资鉴作用，还在于中国人以何种眼光来看待它。近代学人将这些史书介译给国人，虽然译者本人的思想倾向可能各有不同，但是爱国旨趣基本成了他们翻译支那史、东洋史的共同动机。为近代中国自编历史教科书作出杰出贡献的张元济，在谈及历史教育的重要性时，他说：
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龄，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
他所标举的“鉴于古”、“观于人”，既是他对自编历史教科书的要求，亦是对当时汉译历史教科书主旨的客观反映。他进一步指出，历史教育要详于本国历史，而本国史教育不仅仅要“明于盛衰存亡之故”，更重要的还在于“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2]。“今欧洲诸国，虽贩卒竖子，人人能诵祖国光荣之历史，扌间然有爱国家爱种族之心，历史思想普及之效何其章也。”西人普及历史以养爱国、爱种之心，谢无量认为：“事简则易知，文繁则难习”，西史采用了新史体，有利于历史知识的传播，而“吾国数千年不知有新史体，由左丘明至于今，所以为史者，交错相糺，不可悉纪，学者头白而不能究。是以民智日坐暗下，何暇论及外国之史乎。”[31]因旧史卷帙繁过，无条理系统可言，国人望史怯步，以致爱国心不发达，说明译史书以启爱国心亦是其初衷之一。
陈毅认识到“史学者，国民之龟鉴，爱国心之根源也。今泰西诸国民族主义之所以发达，论者以为史学之功居其半焉。”而传统旧史竟无一完善之本，所以他才将《支那史要》“爰译之以公于世，以为爱国国民初学研究之用。”[13]日本所著之支那史教科书要为中国人启爱国心之用，不免有不着边际之感，《普通新历史》就因“叙述事件及词句间之语气，不免日人口吻”，需删改校正重版。当时中国学人取日本史书充当国内学堂教科之用，翻译时一般力求站在本国立场上叙述历史。周同愈重译桑原骘藏之《中等东洋史教科书》说：“桑原骘藏君为日本人，彼自爱其国，宜其尔尔。译者既为中国人，仍其旧而不为改易，爱国之心何在？”全书统之中国纪元，“凡吾之所为，勤敂而不敢忽者，无他故，总以吾爱国之心激动读者爱国之心。”[32]
近代中国屡屡被列强所侵扰，几近于亡国灭种之穷境，但国人并没有妄自菲薄，盲目崇外，而是大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以激发国人的爱国之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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