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我东北地区，并逐步向关内进逼。面对空前加剧的民族危机，平心怀着一腔爱国热血，立即全身心地投人了抗日救亡的时代浪潮。事变的当月，他就与友人在上海创办《现实周刊》，展开抗日救亡宣传。不久，又参加了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联盟活动，停职专事研究和写作，在《生活周刊》、《新生周刊》、《世界知识》、《大众生活》、《大陆》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时事政治、文史哲学和青年修养的文章。并积极响应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撰写了《论联合战线》、《对于全民抗敌战线的研究》等文，从理论上深人剖析时局的演变，呼吁“集合全民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反抗民族最大的敌人—远东帝国主义和受它曦使的汉奸势力”。[1]他的文章，行文流畅，说理透彻，颇得时人好评，邹韬奋即称:“平心先生的文字，结构细密，婉转曲达，最擅长于说理，无论怎样艰深的理论或复杂的内容，经他的笔端以后，总使人感到豁然贯通，条理分明。[2]

在此期间，平心还把相当的精力投人了国际问题的研究，先后写作了《世界的新生》、《研究国际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德国论》、《苏联的外交和国际联哪、《最近的日苏关系》、《中东路问题之纵断的考黝、《德苏邦交之一大裂痕》等文，对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外交策略等做了相当精辟的分析。1936年，又参加了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等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在其会刊《中国农村》上发表文章，探讨乡村救亡运动的方针和路线。

抗战全面爆发后，平心先赴广西梧州的黝勤大学任教，旋返沪投身于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运动，经常在王任叔主持的《民族公论》、梅益主编的《求知文丛》、以及《上海周报》、《学习半月刊》等刊物上撰文讨论时局，反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以求从理论上帮助人们提高对抗战及其前途的认识。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平心怀着极为愤慨的心情，接连发表了《从明末党争说到今日国事》、《国内时局恶化的内幕》、《开辟我们的新言路》等文，以辛辣的笔触和大量无可争辩的材料，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破坏大局、坚持独裁和反对民主的卑劣行径。次年12月，平心因从事抗日宣传活动被日寇拘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后经地下党等各方人士营救，始被保释出狱。

    抗战胜利后，平心重新公开活跃在思想战线的舞台上。1945年12月，他与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这一时期，平心不仅积极为《周报》、《文汇报》、《民主》等进步报刊撰文，接连发表了《战后的萧条与安定民主》、《以团结克服分裂》、《尊重民意与发扬民力》、《论党争与统一》等文;还通过学联、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研究会、妇女联谊会等群众团体四出宣讲，或赴苏州、南京等地高校进行演说和举行学生座谈，为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喊。

1946年6, 7月，蒋介石集团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并加强了对各界民主人士的迫害，李公朴、闻一多等因此惨遭杀害。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在此后三年间，平心不得不时常转移住所。就在这种居无定处、个人生活极不安宁的困难条件下，他仍坚持用笔战斗、，写下了《由美军在华暴行论及中国学生运动》、《血光照彻自由华》、《论二九惨案》等时论，猛烈抨击国民党当局的黑暗专制统治，斥责“凡靠流他人之血来维持吃人体制的任何势力，他的暴虐决不是证明他强而有力，而是证明他萎弱无力。”故对人民来说，“唯有不趋附的持久抗争，不退缩的坚决行动，才能战取民主，获致和平。[3]1947年春，正当内战激烈进行之际，平心针对施复亮等民主人士提出以“第三方面”的“中间路线”解决国事争端的主张，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的长文，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局势。指出“‘第三方面’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遵循最大多数人民的进步要求，而不断向前开路。人民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是专制旧中国的否定，是民主新中国的产生。”因此，它应当勇敢地站出来反映人民的这种愿望和心声，哪怕这样做要冒被当局指为“赤化”和“做共产党尾巴”的危险。[3]这些明快而犀利的文字，就像黎明前夜空中闪烁的星火，为正在同黑暗进行抗争的人们增添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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