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注重史论结合。在他看来，理想的史著既非干枯史料的机械排比，也不应以社评式的史论为满足，而当“叙事与分析并重”，于“史事发生之社会、国际背景与经济基础，每一重大事变之因果与过程必多方阐明，务使读者由此获得明确之历史概念。[5]同时，理论的分析也应切忌脱离史实的教条主义做法，认为:“近十年中国历史学界渐渐腾涨了清算旧史观的科学新潮，一般新历史学者企图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中国近代史;但无可讳言的，一种公式主义的积习严重妨碍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些人离开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民众实践，机械地背诵新史观的公式，按照西洋社会史的模型来解说中国近代史;他们不能也不愿理解历史的一般规律在特殊状态中的具体展现，结果，为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生动历史场面，为中国近代民族生活所显示出来的无数历史特点，是给那种干枯无味的教条主义所荫蔽了。[6]有鉴于此，他对近现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总是力求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展开。

如对太平天国运动，不但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各种矛盾的交错激化等方面详细讨论了爆发的原因，还对它的性质和成败得失作了透彻的分析，认为太平天国虽是农民战争中产生的政权形式，且未形成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但“它结束了中国传统的、古旧的农民战争，开辟了反封建、反帝革命斗争的新路，因此可以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前奏曲。”至其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乃在其时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太弱，使参加这场反清起义的农民群众无法得到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市民集群或劳工集群的领导”，以致不能克服自身的保守性、落后性与散漫性，“因此，太平天国在政策上尽管表露了许多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色彩，然而这些政策执行并不彻底。甚至在许多地方仍旧抄袭了封建主义的老文章”，他们反封建的土地法令并未得到实行;颁布的行政、法律、社会政策虽含有民主的成份，却也保留了不少封建积习，特别是当其领导阶层滋长了骄傲和脱离群众的情绪时，“封建的潜势力就会在运动的组织中作怪，侵蚀民主的幼芽”，削弱革命的力量。

在论及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特征时，他还提出:“中国现代的历次革命运动与变政运动都脱离不了外来的影响。太平天国是采取基督教义作为革命旗帜，戊戌变法是模仿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改制运动，辛亥革命是学习法国革命创立民主共和，而五四运动所接受的外来影响，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来得复杂，来得重大····一方面是世界革命运动，它带给中国以新的世界观与革命理论;别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文明，它带给中国以物质科学与自由思想。五四运动汲取了这两种外来潮流，因此在内容上表现得非常斑驳。当然，不能认为五四运动完全是由于外来影响造成的，没有中国内在的物质力量与革命力量之发展，就不可能产生这个划时代的民主启蒙运动。”这些结论，都极具说服力。其余如对捻军起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论述，也都表现出这一擅长理论分析的特点。

三是富有现实感。他曾一再表示，自己“对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注重各个阶段的历史特点与历史教训的分析”，目的在于供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参考，[6]或者说是“为了战斗的需要”。[4]为此，他不但始终站在关怀祖国和民族历史命运的立场上去思考、研判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把眼光投向了发生在人们周围最现实的历史事变，如五卅运动、大革命、十年内战等，即使是对刚发生不久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和1933年初日本侵占热河等事件的过程，也在当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作了及时论述。在四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和《论新中国》中，又对当时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卢沟桥事变和抗战开始阶段的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华南战事，相持阶段各地区的正面战和敌后游击抗战，以及皖南事变的真相与内幕等作了清晰的叙述，其中有些论述还显得相当详细，这在当时战事佼惚、资料采集困难的情况下委实是很不容易的。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推进国内的民主宪政运动，平心还对法律学进行了一番钻研，先后写下了《中国革命与民主宪政》、《论民主宪政运动》、《由宪政运动回忆孙中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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