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同时，平心还在世界近代史领域展开了辛勤的学术耕耘。1938年，他在广东省立勷勤大学任教期间，就编成《近代世界史讲义》一部，回沪后，复据以修改成《各国革命史讲话》，由光明书局出版(1946年再版时更名为《各国革命史》)。全书分九章论述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历次重要的农民起义及尼德兰、英、美、法、德、俄、土耳其等国革命，附编部分对产业革命也作了相应介绍。其《自序》谓:“革命史是过去革命斗争的总结，它的最大作用在于激励被压迫大众为变革人类历史及改造自己命运而奋斗，贯通丰富的战斗经验与战斗教训，使革命指导者与革命大众有所借鉴。目前我们是在进行神圣的民族义战，根据‘抗战即革命’的真理，我们自然有取法过去革命的必要。固然，我们要着重地研究中国的革命传统，但是外国革命历史同样也能给我们以许多珍贵的启示与教训。因此学习和研究世界各国的革命，对于了解推动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实有重大的帮助。”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书中“尽可能依据新的史观给每个革命以系统的讲解，特别注重历次革命成功或失败的教训，使读者对各国革命史获得相当明晰的记忆与理解”。(770次年，他又完成了30万字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该书虽未正式出版，④但从后来陆续见诸刊物的《各国异教社会主义的源流》、《英国农民战争前后的异教社会思想》、《波希米亚(Bohemia，今捷克之一部分)的异教社会主义运动》、《德国农民战争时期的异教杜会主义》(以上几篇均刊于1947年3-6月《读书与出版》)、《欧洲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等相关论文中，我们仍可窥见其大致的面貌。在这些文章中，平心系统考察了欧洲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流、中世纪后期农民战争中显露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以及近代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既指出了其在人类社会思想史和革命史上的进步意义与时代局限，也分析了它对后世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为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宽广的知识背景。

诚然，因受当时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上述史著也不免存在一些自身的弱点，如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具体史事方面，不少地方尚显得比较原则化而削弱了个性;同时，战乱年代资料搜集的困难，也使其论述往往囿于政治、军事、文化范围，而未能对一般社会经济生活情况作出更为具体深人的描述。但就其取得的成就而言，平心的这些史学活动，已使他在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事业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足迹。

                         三、宁折不曲的史家风骨

建国以后，平心一度出任《文汇报》特约主笔，不久辞去。1952年8月应聘任华东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从此专事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华东师大历史系建设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955年起，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史学会副会长。

环境虽然改变，但平心身上那股勇于追求真理的热情，却依然不减当年。五十年代中期，当他发现学术界正滋长着一种教条主义的不良习气时，立即撰文指出:“中国古代史研究之所以空疏无力，甚至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主要的是由于我们没有充分掌握史料，而停留在不着边际的臆测和泛论上。机械地搬用现成的公式和概念来硬套，比起辛勤地通过大量史料的分析和概括来探索历史本来面目，寻求历史内在规律，自然省力得多，但这与科学研究方法是水火不相容的。要打破障碍古史研究的教条主义，除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具体地结合生动丰富的史料而外，并没有别的捷径。凡是把史料和理论机械地割裂开来，空谈理论至上、方法第一的堂皇主张，无论怎样缘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辞藻，都是和真正的科学历史主义毫不相干的，这不过是生硬可笑的唯心主义化装。不经过蜂酿蜜式的细致劳作，用科学方法处理大量史料，就谈不到起码的历史研究，更谈不到史学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为了扭转这一风气，他还身体力行，有意把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转到古史和古文字领域，先后发表了《甲骨文及金石文考释(初稿)》、《甲骨文金石文剖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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