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鲁滨逊晚年特别是在他谢世之后，学派内部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分歧主要是围绕历史学的新旧划分的合理性和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历史展开的。

鲁滨逊是主张史学有新旧之分的，这在《新史学》中多处出现。巴恩斯也是主张历史学有新旧之分的，在其许多著作中都有反映。倒是其他人采取了另外的说法，比尔德在批评兰克史学时说：“兰克，一个德国的保守主义者，在法国革命的风暴和压力之后写作，那些为了革命而写的历史著作或者充满革命宣传内容的历史书，他是厌烦的。······兰克所属于的德国统治阶级，在1815年安定中获得喘息，希望得到和平以巩固其地位。而写出冷酷、真实和不被时代激情所扰乱的历史，最能有助于不愿被扰乱的人们的事业。后来这一套话语被固定在自然科学的伟大概念中——冷酷中立胜过物理世界的材料和力量。······但是人们的思想和兴趣在不断运动着，保守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奴役受到了批评，也被形势的发展打破了。”[19] 这里的“保守主义”与“旧”的思想和倾向是同义语。而贝克则说：“把历史学家分为旧的和新的既非常不合适又毫无意义。此外还有其实际困难。”[20] 还说：“我不要求历史学家去写新史学而不是旧史学，去写心理学的历史而不是政治的历史；我只要求他写一本关于他感兴趣的好书。”[21] 可见，贝克在这个问题上与学派的其他成员是相对立的。

不过，贝克似乎更是针对巴恩斯的。巴恩斯写过《史学史》和其他一些论述史学的著作，其中充斥着“新史学”和“旧史学”字眼。贝克批评巴恩斯的《史学史》道：“保守的史学家在这本书中扮演着配角，对此不敢苟同。我拿不准在人群中是否碰到过这样的人，按照定义，保守的史学家似乎是胆怯的、文雅的教授，······对政治、军事和外交史感兴趣，没有意识到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影响，大大夸大了个人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我有点困惑的是，巴恩斯先生自己在外表上，尽管不大被描写成胆怯的，也不被理解成为害怕失去工作；然而当关键时刻，他在其它方面倒是保守的。我似乎记得，在《世界战争的起源》中，他专门叙述了政治和外交事物，结束的时候提到四个人，以为他们的恶毒的行为应对引起战争负主要责任。更让我迷惑的是，尽管从巴恩斯先生关于‘新史学’的一般讨论中，我们应该想到实质上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史学家都是保守的，然而我在他的书里惊异发现，没有几个史学家严格地属于保守的。相反，在《社会和文化史》和《德国史》的章节里，我发现了证据，使我认为新史学至少和伏尔泰一样古老，上两个世纪大多数最有名的历史学家完全集中兴趣于政治史或明显夸大个人对历史的推动作用。”[22] 他为“旧史学”辩护道：“正是在一个时代里，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政治和立宪问题，革命主要是为了建立一种怎样形式的政府，为了建立一种保护个人政治特权和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的宪法。按照詹姆斯·哈威·鲁宾逊看法，用历史学‘对现实发生影响’，‘按照进步的利益而利用过去’，这些正是新史学家和所有的史学家要做的，如果政治史学家不这样做，那么他们还能做什么呢？难道弗利曼在他的时代里不是一个新史学家吗？”[23] 显然，贝克利用巴恩斯和鲁宾逊的逻辑矛盾，否定了他们对史学家进行“新”、“旧”划分的合理性。

&nb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