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比尔德，他是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获得的荣誉有：1926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 1933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1948年国家文学艺术署颁发的“突出成就”金奖。他同样主张历史学要 “给予学校里的男女生们关于他们作为公民生活和参与其中的社会的‘现实的知识’”，而“实际的知识最好是通过被称为‘历史研究’的而获得。”[5]

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充研究的方法，是这一学派的第二个特征。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扩大历史研究范围，扩充研究的方法是鲁滨逊的一贯做法。正如有人所云，“早在1912年，著名的史学家詹姆斯·哈维·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就已呼吁他的同事们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其他领域，探索新技术，发展新方法，扩大他们对历史进程的性质所持的看法。”[6] 巴恩斯更是一个主张历史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吸取方法的史学家，他的《新史学与社会研究》就是这一主张的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关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他都做了阐述。其中谈社会学作用的论述最为典型，认为“历史学必须重重依赖社会学，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为学者提供重要的视野广度、适当的社会发展规律方面的知识·····历史学家只有被训练成社会学家，才能希望成为成功的综合的历史学家，尽管每个人付出的努力的作用和主要研究领域可能是互不相同的。”[7]

这一派不仅在理论上如此主张，而且在实际中这样做了。鲁宾逊致力于欧洲思想史的研究，巴恩斯关注欧洲的巫术和科技史的发展，肖特威尔重视劳工史文献的编撰，比尔德抓住政治军事史背后的经济因素，贝克条理《独立宣言》所包含的思想的内在理路，这些是人所共知的。     

鲁滨逊的其他一些学生也采取这样的做法。例如蒙恩，他的《法国的劳工问题和社会天主教运动》是关于劳工和宗教的。其《帝国主义和世界政治》看似写政治和战争的，实际上它叙述了十九、二十世纪，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的动机、目的、历史和影响；他的着眼点是研究外交背后的经济与社会力量，指出产生于1914年战争的观念与利益已经引起了许多战争，而且这些战争还在很大范围内继续着，因而这本书并不是围绕战争本身展开的，而是以观念和利益问题为中心的。再如沙比罗，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其学位论文《社会改革和基督教改革运动》。其他著作有《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挑战》、《自由主义：它的意义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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