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用什么方法研究历史，前期他们都主张对历史进行综合的研究，但事实上每个人的重点是不同的。对于比尔德的历史的经济解释，海斯是有微词的，“我们大学研讨班的环境和狭隘的特别训练，一定解释了为什么研究美国边疆的如此多的青年学者，忽视了它的更加广阔的联系和淡化比较研究。甚至我们中间数量日益增长的经济决定论，越来越倾向于在独特的美国事情中寻求证据。”[24] 他反对这种单一的方法，主张用文化或社会的观点解释历史，“我希望曾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对历史研究和写作产生过刺激性和有价值影响的‘经济解释’，现在由更广义的‘文化解释’加以限定和补充。”[25]

贝克也对巴恩斯的跨学科研究历史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说：“懂得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的新科学，或者它们中的一部分，可能的确是有用的。但是，系统掌握如此之多的原理，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它要求有百科全书或等同于百科全书的脑子。巴恩斯教授就有这样的脑子，他获得了这种综合的知识，很好地利用了这些知识。我希望他现在仍然很好地使用它，写出新的历史而不是写更多的文章和书去告诉我们如何写新的历史。” [26] 可见，贝克批评巴恩斯的观点，是从巴恩斯理论建树多而实际突破的。

另外，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贝克还批评了巴恩斯的史学史研究。

他指出巴恩斯《史学史》出于某种目的而遗漏了一些史学家。“我要说，一定有大量的史学家他没有提到，甚至我想说有许多他都没听说过。然而相对来说，他毕竟选择了一些；假如按时间来看，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就会有不适当的限制。”[27] 把科学知识应用于创造美好的社会，对此，巴恩斯保持着热烈兴趣，他深信，如果使用历史学加以正确理解，就可以更好认识现实困境的原因；因此他相信，历史学家只要完全从泥古中解放出来，并用其知识影响现实社会问题，就更能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按照巴恩斯的目的，“史学史就是评价历史学家对现实知识的贡献。”[28] 贝克指出，巴恩斯的这一要求过于苛刻了，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人致力于有用的知识，倒是有如此之多的人倾向于《周六晚邮报》上时髦的、关于社会科学的通俗作品”[29] 结果巴恩斯大失所望，对历史上所谓的“保守主义”史学家大肆讨伐而又无可奈何。贝克说：“巴恩斯容易被激怒。这是其品质中的一个缺点。他仅仅是个优秀和有学问的讨伐者。······这种气愤，部分地、随便地、不时地随着对‘保守史学家’——一种在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时代之前被认为处在繁荣状态、泰然自若、还没有完全过时类型——的轻蔑和无礼议论所缓解。”[30] 巴恩斯认为，史学史的写作应该“完全忘记历史学家对现在知识的贡献，从整体上关注在他们自己时代文化模式中的作用，这些是值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史家应该主要关注肖特威尔教授愉快称之为的人类的渐次的‘时代的发现’，或更广泛地说，关注涉及在一些风气条件下人类思想领域，和品质在时空上的渐次扩展。” [31] 显然，贝克对巴恩斯的这些做法非常不满。

同时，贝克还批评巴恩斯将史学与其文化背景相结合进行分析的做法。应该说，巴恩斯的《史学史》是颇有特色的：它注重对史学的整体研究，即使是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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