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 |
 |
时间：2009-7-24 13:58:10 来源：不详
|
|
|
历史意味。所以，思想史只有按照一种新的认知和观察的角度，才有可能把那些过去不曾注意到的思想现象被吸纳到自己的视野中来，组织到自己的叙述中去，这种新的认知、观察和写作，才是思想史的真正改变，才可以说思想史在重新构想（reconceptualizing）和重新改写（rewriting）。
三
但是，思想史仅仅注意到这些简帛文献依然是不够的。简帛文献中，无论是精英的经典，还是一般常识的记载，都还只是古代中国的资料，人们常常在想到“考古”二字的时候，总是习惯地把它们看成是“古老”的历史遗物，被人们广泛注意的简帛，确实大多也都是汉代以前，距离现在差不多两千年的东西。由于那个时代的文献稀少，苦于资料馈乏的古代思想史研究者大体上都不会拒绝它们，通常它们总是会被纳入思想史范围之中的。可是，我并不想把考古与文物仅仅局限在地下挖出来的、两千年前的东西中，正像我们看到的《文物》、《文物天地》、《中国文物报》等等刊物的内容一样10，考古和文物的成果中，也包括年代并不太久远的，却作为文物被保管在各个博物馆或图书馆中的，如碑刻、书画、信札、日记、公文、书籍等等，那么，这些东西是否也可以作为分析文本进入思想史的视野？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问题在于思想史家如何去吸纳和诠释这些文本，也在于如何去改变过去习惯的叙述方式。应该说，每一个思想史家都不是从头开始他的写作的，过去的写作形式、前人的历史叙述、学科的范围边界，常常可以为他们省很多心力，一个不想变更传统写法的人，其实可以很舒服地享用前人的套数和手段，把他所使用的文献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可是，当思想史试图改变过去传统的写法，更多地关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时候，一个令人头痛的技术性问题也会出现，写作者会发觉，文献范围的扩张越界似乎不可避免。毕竟，思想史过去主要只是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从学案加史传的体例沿袭下来的哲学史或思想史，本来可以轻车熟路或驾轻就熟，只需把思想家的传记和论著查阅一过。但是，这些我们习惯地安心使用的文献，真的就能建构思想史本来的脉络吗？恰恰是这些被所有人关注的文献存在着重重的疑问，因为，在它们进入我们的叙述之前，它们已经在选择、编集、写作、评述的历史中，经过了“意识形态”（政治性的价值观念）、精英意识（传统的对精英历史资料的关注）、道德原则（例如何为文明，何为鄙野的判断）和历史学叙述（观察、剪裁和修饰）这几重筛子的过滤，已经未必那么真实可靠了，而考古发现和作为文物的那些文字资料，如有名或无名的碑刻、艺术性的书画题跋、大量叙述家常与礼节问候的书信以及民间流行的各种通俗读物，反而并没有经过这种有意识的“筛子”，倒有可能有利于重建或呈现思想的真实历史语境。所以，如果写作者不安心于现成的写法，试图从另类资料中去发掘过去没有涉及的知识、思想和信仰，那么，他不仅要从传统使用的经典文献中去爬梳，而且还要考虑如何把这些过去并不入流的，反映着普通常识和思想的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安排进自己的叙述秩序中去；如果写作者不想按照传统的套数，还试图改变以“人”为章节单元的形式，那么他不得不从这些庞杂的文献中寻找互相关联的内容，以重新建构思想史叙述系统。当然，当写作者真的要改变思想史的背景描述，给思想史重新建构思想的社会语境和知识背景的时候，也许他会痛苦地发现，他几乎无可依傍，因为过去思想史或哲学史所表述的社会语境和知识背景是如此贫乏和单薄，它们常常是简单地借用甚至挪用其他历史学家的现成解说，以致于仿佛三等照相馆那张粗糙的背景，因此，他不得不花很多力气，从更广泛的资料特别是考古发现和文物资料中去重新描述那个思想产生的背景。
当思想史真的改变了自己的叙述角度和观察框架，把过去并不那么精英和经典的文本也当做构筑思想史语境的资源，那么，那些平时并不被重视的信札、书画、年历、日记、公文、广告以及其他的种种资料，就会进入思想史的视野。其实，这也是西方思想史家曾经面临的课题，福科在《知识考古学》中就曾经提到，“思想史分析各种文学副产品，历书年鉴、报纸评论、昙花一现的成功作品，及无名无姓的作品……思想史主要是专注所有那些不为人习知的思想，所有默默交相运作于你我之间的重现行为”11，显然，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应当重新考虑资料的范围。其实，从考古发现来证明现存文献的真伪，用考古发现的新文献增加思想史的内容，都只是考古与文物的一部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