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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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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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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地图，却很少有人使用21。其实，在各种曾经命名为“海内”、“华夷”、“朝贡”、“禹贡”、“万国”、“世界”的地图名称的改变，和现存的各种标帜着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天下”范围的地图的大小变化、位置挪移和方位改动中，很可以看出，中国人思想中的“世界”是如何从一隅渐渐扩大，而“中国”如何从笼罩天下缩小到万国中的一国，自己所在的地域位置是如何从中心向边缘移动，而“四夷”如何从依附在中国衣襟边缘的琐缀变成了雄踞四周的国家22。其实，关于地图的话题还可以说到很多，比如古代的上南下北，何以变成了上北下南？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何以还要把大明国放在中心，而当时上起皇室下到文人为何并不对“把中国画得如此小”而愤怒？明代中后期的海防图为什么总是将陆地画在下而海洋画在上23？正像有人说的，“每一个人类共同体都有一个不同的世界”，其实，每一个时代也有一个不同的世界，在“世界地图”这个图像下面，潜藏着相当多关于民族、国家和世界，以及关于知识与权力的思想史内容24。因为，空间性的地图在被绘制出来的过程中，已经融入了绘制者的视觉、感受和历史性观念，历史上的各种地图的变化又构成了观念的变化，而当它的绘制方式一旦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那么，它的合理性又将以常识支配着人们的习惯，人们将会通过地图上设定的空间确立自己对“国家”和“历史”的认同，并划分“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差异25。所以，如果地图也成了思想史的重要材料，那么，在各个文物收藏部门中的各种地图，将不再仅仅是一种被收藏的“文物”，它的“价值”也不再仅仅是由于它的年代26。
五
思想史无疑是一个边界不定的研究领域，它需要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为它营构一个叙述的背景，也需要研究者在种种有文字的无文字的实物、文献、遗迹中，细心地体验思想所在的历史语境。因此它不可能笼罩各种历史，但它却可以容纳更多的资料。以往，在思想史写作中，虽然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也曾经被使用，但肯定还远远不够，这主要是因为，思想史的写法还没有更大的变化。在传统的写作中，传世文献中的精英和经典已经相当充分，于是，常常有人会想，思想史还有必要在已经汗牛充栋让人眼花缭乱的传世文献之外，去旁涉那些考古与文物么？考古与文物能够改变思想史的主脉并使它出现根本的变化么？引入这些资料是否会把思想史变得漫无边际？但是，现在的思想史写法却可能会给人们提出新的问题，它使思想史家有可能意识到，仅仅依靠传世文献，不仅并不充分，而且由于时代悬隔，那些几经复制和印刷的文本，已经不能使研究者身历其境地重建当时的心情和语境，也不可能发现隐藏在社会生活背后的更深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思想史家们应当如何充分地应用这些考古与文物，并且把它恰如其分地安置在思想史的写作中呢？
注释：
1关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批竹简，可以参看郑重《上博看楚简》，载《文汇报》1999年1月14日。据称，除了《缁衣》、《易经》、《孔子闲居》等外，还有《彭祖》、《恒先》、《四帝二王》等等八十余种早已亡佚的古籍，这将对思想史有更重要的影响。
2参见《长沙出土大批三国吴纪年简牍》，载《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5日；胡平生、宋少华《新发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的重大意义》，《光明日报》1997年1月14日。
3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参见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葛兆光《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评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载《读书》1995年11期，北京。
4参见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之《老子（甲本）释文注释》，111页，文物出版社，1998。有人认为“■”当作“为”、“■”当作“作”，参看庞朴《古墓新知》，《读书》1998年9期，5页。也有人认为“■”就是“义”、“■”就是“仁”，与帛书本同，参见邢文、李缙云《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引高明语，《文物》1998年9期，93页。
6比如庞朴对于马王堆帛书《五行》的研究，就指出了过去一直不能确解的，《荀子》关于子思、孟轲“案往造旧说，谓之五行”的批评的真实意义，见《思孟五行新考》，《文史》第七辑，中华书局；又，《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
7参邢文《楚简五行试论》，《文物》1998年10期。
8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2期。陈来《郭店楚简之<性自命出>篇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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