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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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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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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考古和文物对于思想史的另一个意义是，改变思想史所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生活场景，因为现在的研究中，社会生活场景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史解释的背景资源，而社会生活场景的重建，却需要相当多的文物参与，在这一点上仅仅依靠传世文献是不够的。思想史研究者常常要借助这些实际存在的“文物”来增加自己的“现场感”，运用考古与文物资料，并不仅仅在于证明或否定传统文献所记载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在于通过增多了的、变得具体了的、可以直接触摸的资料，重新建构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的氛围和心情，使现代的历史学家能够“身历其境”。
可是，虽然有关先秦两汉以后如唐宋元明清的考古发现与文物研究中，有文字的资料在绝对数量上并不一定比先秦两汉的发现少，但是对于现存资料已经汗牛充栋的两汉以下思想史研究者来说，它的发现，意义似乎只是量的增补，而没有质的改变。像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碑刻，加上敦煌吐鲁蕃文书中非佛经道经部分的文字，似乎对于从《三国志》到两《唐书》，从《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到《全唐文》的主流文献来说，并没有使思想史的主脉发生根本的变化；而后来如十九二十世纪的思想史，即使现在不断有晚清、民国档案的公布，但仿佛也没有动摇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那一系思想的叙述脉络。这使得很多思想史研究者并不像早期思想史研究者那样关心考古发现的新文献或新资料。但是，这可能是因为固守着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观念与方法，仍然是依据经典文献、把政治表述和哲学思想放在思想史的中心，并且将思想与知识剥离开来的缘故。但是，依照最近思想史研究的变化，就需要研究者在经典之外注意从古代到现代的各种常备读物与流行读物。虽然，中古的宗教造像及题名，已经有人注意了，唐代的碑刻，也有了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明清的大内档案，已经是人们熟知的史料，明清的宝卷，也已经是研究者不可多得的文献了。但是，在存世的文物中，仍然还有很多没有充分重视的东西，随意举一些例子，比如敦煌卷子中发现的很多小类书，像《孔子备问书》、《随身宝》、《太公家教》以及《兔园策》等等，它的包罗万象和排列秩序，其实可以反映当时知识的定型和简化；而现存的各种童蒙课本，如从汉简《苍颉篇》到敦煌本的《太公家教》以及后来的各种私塾读本、教材，它对知识的分类和介绍，其实可以透视当时社会一般知识程度；而各种各样的考试卷子，从科场程文、策问式样到如今的高考试卷，其实包含着意识形态权力对知识的规范和对思想的箝制12。特别值得提出来的一个例子是，新近出土文献中，《日书》特别多，有楚系的，有秦系的，从战国到秦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13？这让我们联想起来的历史现象是，《史记》以来对于“天官”、“历”和“律”的相关知识的格外尊重，中国最早的，也是官方的印刷品之一是历书，历史上最多的印刷品和社会最流行的书籍也是《通书》或《皇历》，而重建思想系谱的宋代学者也要化很大的精力来撰写一部《皇极经世》。那么，在这些历史现象中，是否要分析一下这背后的普遍意识？据说，时间常常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话题，在古代中国，历法上的时间是生命延续和生活延续的坐标，所以上古就有“敬授农时”的传统，王朝的建立要改历改正朔，因为历法本身就是合理性的依据，捍卫历法就是捍卫传统，所以才有清代杨光先和传教士在制定历法上的那一场争论，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知识史上的“时间”观念与“生活”秩序？在这样的思路中，从《日书》到《皇历》的历史是否就会进入思想史的视野，而明清的《皇历》是否就也可以从并不起眼的文物收藏，成为引人注目的思想史资料？14
顺便说一个并不遥远的例子，1975年，法国人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Emmanuel）写了一部曾经在法国一度攀升到非小说类排行榜前列的历史著作《蒙塔尤》（Montaillou），它是勒华拉杜里根据十四世纪纯净派（Cathar）异端被地方主教审问的登记簿，为基本资料撰写的15，这些手写的档案从很早时候开始，就被封藏在图书馆里，其实，它们需要研究者作“考古发掘”，才能把它们的意义凸显出来。在这个故事中可以知道，广义的考古发现范围要比我们想象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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