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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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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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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宽，这里所谓“古”，当然应该包括自上古到明清，当代的历史学的视野要比我们传统的广，这里所谓的“史”，其实并不仅仅是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
四
即使是把现存古书与新发现的简帛对应起来，重新认识和诠释经典思想的内容，即使是把久已亡佚的古书再放进思想史视野，使思想史丰富起来，即使是把方技数术等一般思想史的资料纳入思想史的范围，使思想史的知识背景凸显，即使是把直到晚近的各种文物资料也纳入思想史关注的范围，对于考古与文物，我心里还是有一点隐约的不满足，这是因为考古与文物本身虽然并不局限文字书写的简帛古籍书画，但是关注考古发现和思想史关系的人仍然把自己的焦距过多地集中在了有文字的资料，至于考古发现中没有文字的其他资料，对于思想史来说，却始终远远没有产生那种震撼的意义，因此在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在考古发现的文物中，有文字的毕竟是少数，大量没有文字只有图形的考古成就与文物资料如何进入思想史的研究视野？
其实，无文字的文物并不等于无意义的文物，任何经由人工的文物本身就携带了人的想法，从无文字的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中重建思想话语，恰恰是思想史家的责任。卡西尔曾经说到，历史家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历史话语的重建：“历史学家必须学会阅读和解释他的各种文献和遗迹──不是把它们仅仅当做过去的死东西，而是看作来自以往的活生生的信息，这些信息在用它们自己的语言向我们说话，然而，这些信息的符号内容并不是直接可观察的，使它们开口说话并使我们理解它们的语言的正是语言学家、语文文献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工作……历史就是力图把所有的这些零乱的东西、把过去的杂乱无章的支梢末节融合在一起，综合起来浇铸成新的样态”16，这本来是每一个历史学者的任务。事实上，已经有学者越来越注意无文字的资料在思想史上的使用17，也已经有很多好的研究范例，如张光直对于玉琮和青铜器动物纹样的研究，就指出其中有古代通天地的知识与维护统治权力的思想18，如俞伟超对于随葬鼎数变化的研究，就显示出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崩乐坏”历史；此外，比如最近对于濮阳蚌堆龙虎、含山凌家滩玉片、蔡侯乙墓漆箱星图、子弹库帛书十二神像以及汉代铜镜式样、画像石（砖）、南北朝佛教造像、道教的投简和符图、唐宋墓室的绘画、宋元戏曲的舞台遗迹、民间年画的研究，都已经有相当多的解释，这些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纯粹图像的意义而进入了观念和思想的领域19。其实，我们知道，空间的问题常常可以转换成时间的问题来思考，空间的格局也常常支配着思想的框架，像从殷周考古发现的古墓葬结构，到汉唐考古发现的皇宫与长安遗址，以及一直延续到明清甚至当代的中央都市建筑，从亚形演变到以南北为中轴，两翼平行展开，布局非常整齐的格局，是否都有古代中国对于天地之像的视觉影响，而这种视觉印象是否由于“奉天承运”而成为古代中国相当多的政治观念的依据？同样，视觉上的问题常常也是观念性的问题，图像的布局、设色、主题中不仅有审美的趣味也有生活的趣味，甚至思想史的内容，已经有人指出，在唐代以后的大量山水画中，其实也有相当多的思想史资料，像过去就有人指出中国山水画中人物的渺小和山水的凸显，色彩的退隐和水墨的盛行，背后都有观念的因素，而墓室壁画中日常生活场景在宋代明显增多，则反映了人们生活世界重心的变化，以及都市化与文明化的扩张，而唐宋人物画卷中地位悬隔的人物的比例大小与位置差异、明清的政治与宗族性人物画的正面端坐布局，也有绘画者对不同阶级人物的价值判断和敬畏心理。顺便可以说到的是，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曾经以绘画为例讨论过明清文人的业余精神，他说这种热衷于绘画的文人在这里倾注了更多兴趣，恰恰是与“商业”、“法律”、“科学”、“实用”之类的精神相对的的业余精神，于是，在这里实际就涉及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史问题，虽然他的研究资料中，并不真的是用图像性的绘画，而是更多使用的是文字性的绘画史文献20。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用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作思想史资料的例子，过去的思想史研究中大约很少有人去关心地图，但是却有人关注古代中国的“天下”、“九州”、“中国”、“世界”和“列国”的概念，他们从传世的文献如《诗经》、《史记》一直到《海国图志》等等文献中，找到古代从邹衍到魏源等等关于世界、中国的种种观念加以分析，描述了古代中国关于世界观念的变化。可是，最直接反映着中国人这种空间政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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