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定期报告是对学术研究进行督促检查的必要形式。激励与检查是一个统一体，既然给教研人员拨付了学术研究费，他就应当取之于研究亦用之于研究，这里自律是第一位的而他律也不可或缺。固然可以采用量化考核的办法，但它既不公正又不合理，此处不再赘述28。取而代之的办法就是定期的报告制度，将个人和机构已经完成和进行中的研究、发生的困难、需要的帮助以及预期的进度，向同行、部门、上级及拨款单位作出汇报。这应当是受益于公共财政或者民间资助的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向纳税人和赞助者负责所必须承担的义务，也是相互检查督促的有效手段。

　　4、限定对研究计划（课题）的资助范围。对研究人员发放学术研究费，已经可以保证学者从事研究所需的一般性开支。但是由于相当部份自然科学研究需要购置仪器设备，需要聘请辅助人员，所以对于有价值的研究计划或课题再行拨付必要的经费是合理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不然，除去社会调查、考古挖掘等少数学科或课题外，并不需要额外的拨款，民国时期将对计划的资助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将资金更多地用于奖励成果而不是奖励计划（课题）设计是更可取的。

　　5、激励方式的多元性。对学术研究的激励可以来自行政系统，即所谓纵向激励；也可以来自民间渠道，即所谓横向激励。即可以是奖金一类的物质激励，也可以是授勋、出版文集等形式的精神激励，等等。民国时期的激励已初步体现出多元性，但毕竟更多的来自教育部这样的官方系统，更多的以物质激励出现，似有主次倒置之嫌。为了体现学术文化对于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之独立性，学者的使命主要在于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对它的激励最好更多地以民间的、精神激励的形式出现。

　　6、某些作法值得商榷。民国时期，认为翻译著作、由三人以上纂辑成书、普及读物等，不承认其为学术著作；规定「曾任公立或立案私立之大学或独立学院教授三年以上者」，经教育部合格，也可成为博士学位候选人；一些学术团体将其成员划分为若干类型，授予资助者和有学术成就以特殊的身份以区别于一般成员，……，就今天的学术交流、学术合作、学术普及看来，从导师选拔学术继承人看来，从社会性学术团体应当体现科学的普遍主义原则看来，是否妥当，有必要给予批评、检讨和改进。

注释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三辑　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第165-167页

2 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秘书组编印：《中央研究院史初稿》，民国77年，第45页

3 王学珍　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　第四卷1946-194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月12版，第114页

4 王学珍　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36页

5 王学珍　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35页

6 王学珍　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363页

7 王学珍　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1937-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360-362页

8 王学珍　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583页

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三辑　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第730-732页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第1412-1415页

1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第1421-1424页

1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9月，第1425页

13 「学术奖励」，《国立西南联大史料三》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5-769页

14 王学珍　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580-581页

15 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秘书组编印：《中央研究院史初稿》，民国77年；李扬编著：《国立中央研究院史》，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1998年出版

16 王学珍　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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