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史家的论述足以证明，历史为现实服务是历史社会功能的普遍认识，这是应该肯定的国情意识。因为，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有阶级性的。哪一个阶级掌握了政权，哪个阶级控制了意识形态，历史就为哪个阶级服务。

    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许多研究者片面地强调“服务现实”，而忽视了历史的科学性。他们强调：应把历史研究与社会主义事业，无产阶级政治，甚至总路线等现实斗争的需要结合起来，并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口号，坚决反对“超现实”、“超阶级”、“为学术而学术”、“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研究。这类文章在50—60年代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这使当时对此问题的探讨出现了片面化和绝对化的趋势，并且不能容忍不同观点的出现。1963年，刘节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现实政治服务》中指出：“阶级斗争的理论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这确实成为问题。 相反地， 如果恰如其分地把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对了，倒能够古为今用的。”⑿刘节本来是要求克服教条化，要客观地研究历史。然而，却遭到了多方的攻击。其中以张玉楼《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为典型。张玉楼攻击刘节先生说：“刘节先生是傲慢的。从他的一些文章，人们只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他所研究的每一个范围。——我是中国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外国史，不适合于说明中国史！——我是古代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近代史，不适合于说明古代史！——我是文化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经济史，不适合于说明意识形态史!”，“刘节先生用来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的武器，其实不过是孔夫子所用的两个陈旧的概念，一个叫‘仁’，一个叫‘礼’。”⒀张玉楼先生攻击刘节异己思想的目的是“使历史研究成为无产阶级政治的有力助手”。这种过分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思想，最终会导致 “以论带史”的“先意识后存在”的“主观影射史学”的发展。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十年内乱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操纵舆论，把历史学作为宣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的工具，标榜“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历史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并以歪曲和篡改历史的手段来实现这种“服务”。文化大革命前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革中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评《红》”等运动都是这种错误的具体表现。

    “历史为现实服务”这是一个真理，但是这里能够用来为现实服务的历史，是科学的历史，而非那些“影射史家”臆造的“历史”。孙思白在《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中指出：“绝不能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历史之所以作用于现实，一可以阐发规律，二可以开拓视野，三可以鉴往知来，四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研究者既可以历史为现实之借鉴，又可以从现实中领会历史上的相似现象以加深认识，既要秉笔直书，又要客观冷静。”⒁孙思白的论述是强调在讲历史为现实服务时应遵循“秉笔直书，客观冷静”的原则。在“文革”时期用歪曲历史真相以为现实服务的做法，严重背离了这一原则，是主观唯心史观的表现。

    再次，把马克思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等同起来，把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教条化、绝对化、简单化，从而彻底否定传统史学和外来史学。这种倾向也是严重错误的。

    马克思历史主义，是指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去观察历史，这是史学方法论问题，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阶级观点，是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对人类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它包括两层含义，一则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是历史的研究对象问题，属历史理论的范畴，二则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历史作出评价，这却是一个历史方法论问题，属史学理论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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