畴。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是具有明显区别的两种概念，前者以历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后者是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因此，不能把马克思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完全等同起来。虽然阶级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是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指导思想，但是它却不能代替具体的马克思历史主义。正如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普遍原理不能代替某一自然科学的自身理论一样。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成体系的理论。然而，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学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指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为指导史学工作的全部理论；而对历史本身是否应当建立自己的理论(史学理论)，则缺乏明确的认识。”⒂而常常把对于客观历史研究中所提出的“历史理论”，同对于史学自身发展中所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等同起来，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没有其他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把马克思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混淆起来，甚至连“历史主义”这一概念都取消，用阶级观点来代替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全部。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还认为“历史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应彻底打倒。
这种错误的思想在“左”倾思想泛滥时期表现得非常普遍。由于强调阶级观点，一大批历史学家不是把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具体考察，而是抽象地进行所谓阶级分析，对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历史作用一概加以否定；或者用现成的套话去贴标鉴，把千差万别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对于这种现象，我国老一辈史学家翦伯赞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一些人”对待封建主义和地主阶级的问题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了站稳立场，有些同志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但是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剥削制度、剥削阶级都曾经在它的上升阶段起过进步作用。例如当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时候，它是一种进步制度；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当这些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历史就反对他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而有些文章把农民革命的领袖说得比现在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还要进步，这难道是历史主义吗?”⒃范文澜同志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⒄然而，针对诸如翦、范等史学家的正确提议，1965年戚本禹却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中进行了大势攻击。说什么：“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的“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并且认为他们“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反对。”⒅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便把学术上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争议上纲为政治斗争。从此以后，便把“历史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把那些提出“要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建议的历史学家说成是阶级敌人。从而把学术讨论引入了政治斗争和人生攻击的误区。这种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了的“政治化史学”使历史科学和历史学家失去了自由，从而不能科学地反映和研究客观历史。这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 “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原则，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
用阶级观点代替历史主义的错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了极端，其表现就是“除了阶级斗争以外别无其他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于是就彻底否定传统史学和外来史学。“文革”期间，把我国的传统史学作为“地主阶级的历史”、“封建糟粕”而加以彻底摒弃；把外国史学理论也当作“资产阶级黑货”而无情禁断。这种否定一切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糟蹋和浪费。中国的传统史学就其整体而言是有封建性、落后性，甚至反动性的—面，这是我们要坚决摒弃的；但是它又有多样性、社会性、时代性的一面，这是我们应当继承的。对于外国史学也是如此，外国史学当然也有资本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应该反对的一面，然而又有一些方法论如何“计量法”、 “系统论”等可以借鉴的一面。这就是说，对待中国传统史学不能全盘否定，要批判地继承；对待外来史学不能盲目自满、夜郎自大，要批判地吸收它们的优点。人类的文明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如果脱离了传统史学，那么“现代史学”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何以谈发展。先进的文化成果是人类共享的，如果把外国的先进成果拒之门外，无异于乞丐“拒绝”被施舍的肥肉和面包，最终只能毁灭于那“浅薄”的虚荣。事实上，如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之所以能够创立起自己的科学理论，原因在于他们都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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