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事例使我们想到，即便是进行客观说明的考古发掘报告，在描述中或许也会寓含主观判断的倾向性色彩，构成为潜在的解释前提。只有将个别的发掘资料置于其原本所处的情境之中，结合其它资料综合认识，才能最大限度避免“误读”的可能。

白沙宋墓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发掘资料，但是，如果不注意到“妇人启门”形像在墓室中所处的位置，不联系流行于时人理念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思考，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会是孤立的“妇人”与“门”之精美外观，而不可能真正了解其实质性的含义 [３４] 。朱青生在其《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读与成形》一书中，曾经就此有所思考，指出这一形像除去确系“门区日常活动的记录”外，“也许还有更为复杂的内容”。但他继而说“在确认之前，这种女子在门前的活动也无从释疑” [３５] 。

对于考古发掘中屡屡见到的“妇人启门”（或者“妇人半掩门”）形象，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综合分析其寓含的可能解释。目前的一些推想，一方面使我们意识到研究者具备社会性别史视角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对于考古资料进行“解读”，不能限止于个别画面的艺术赏析，而需要考虑出土物之位置关系、“图像程序”（Pictorial Program）、享用需求者或设计者的文化背景、思想传统等诸多因素 [３６] ，“解读”物品、图像背后的关联。这样才有可能比较完整地认识出土资料所传达出的实际讯息。

参考著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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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灿：“解放后新出土吐鲁番墓志录”，《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页563-61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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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参见Beverly Bossler: Powerful Relations: Kin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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