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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唐宋时期女性在门户内外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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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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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Status, & The State in Sung China (960--1279),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p.12-24.
[２] 见拙作“Women in Turfan during the Sixth to Eighth Centuries: A Look at their Activities outside the Hom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Feb.1999
[３] 根据我们的观察，唐代前期夫妻合志的情形较多，后期渐少。参见许曼：“唐宋女性墓志铭研究——以形制为例”，2000年唐宋妇女史课程作业。另外，有些墓志铭，写于妻子去世之时，形式上为妻子所作，但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其逝世在前的丈夫的。例如王欢悦妻麴氏（Ast.IX.1.03）与张雄妻麴氏墓志（73TAM206：75）。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显示出性别差异带来的偏倚，同时通过对其内容的比较，也使我们注意到墓志所带有的时代印痕。
[４] 今存新疆博物馆的一方红地墨书墓砖，是当地纪年最早（章和七年，公元537年）、叙事最简略的女性墓表之一，其中记载了墓主丈夫的官职与姓名，却没有提及她本人的名字、乡贯及去世时的年龄。 [４] 同一时期中的男性墓表，存在两类情形：同在章和七年的张文智墓表，履历详尽，郡望、卒年记载清楚；而次年的朱阿定墓表，则有其官职、乡贯而无卒年。
[５] 例如，出土于阿斯塔那110墓的高昌延和六年（607年）张沂子妻高氏墓表与出土于504号墓、去世于608年的张叔庆妻麴氏墓表。
[６] 这几位夫人全部出身于大族：如敦煌张氏、敦煌宋氏、张掖袁氏、张掖巩氏及扶风马氏。
[７] 这20位墓主中，11位出自高昌大族麴氏。
[８] 马克·布洛克：《史家的技艺》，周婉窈中译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页62。
[９] 例如，其中一简（EPT40.17）书有“毋伤队卒陈谭”之“妻大女捐年卅四”等字样 [９] 。当时这一词语，可能是指年龄及“丁”的成年女性或已婚成年女性。
[１０] 《唐律疏议》卷一二《户婚律》首条疏议即提及“若户内并无男夫，直以女人为户”云云，见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31, 1983年。
[１１] 唐代前期的吐鲁番，国家正税的主要部分“以丁身为本”征敛，但也有一些杂税是不考虑“丁身”而以“户”为单位征发的。
[１２] 与此相关，有一个值得对比思考的现象：吐鲁番妇女的墓表、墓志中，多以“某人妻某氏”相称，而较少说到她们的名字。在唐代的户籍登记制度中，家中有男性户主时，作为妻子或母亲被载入的女性，一概只录姓氏而不见其名；而户籍中所登载的女儿们都是有自己的名字的。法律诉讼文书，由于其特殊意义，通常需要登录当事人的姓名；但即便如此，在吐鲁番的辞状类文书中，我们所见到的，也多半是“阿白”（即白姓女子）、“阿麴”（麴姓女子）一类简称。然而，在唐代吐鲁番的经济文书中，凡涉及大女之处，必定记录其全名。这显然与其需要向官方负责有关，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该类妇女的独立性。她们不同于被认为依附于丈夫的妻子，她们直面官府，是家庭事务的正式代表。另外，在吐鲁番出土的民间契约文书中， 作为签署人一方、或者作为担保人出现的女性，也都写有全名。作为人身符号的名字，是否被看重，被正式承认，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当时的社会观念与人们的社会处境。
[１３] 刘增贵“门户与中国古代社会”一文，从空间通道、人群分界、社会表徵三个角度对此进行了阐述。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四分，1997年，817—819页。
[１４] 对于相关问题，高彦颐在其“‘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一文中早有讨论，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妇女史》第三期，1995年8月。
[１５] 本节内容受到宿白、齐东方、张庆捷诸先生研究或交谈之启发；同时受益于易素梅2000年“唐宋妇女史研究”课程作业“‘妇人启门’形象试析”一文，特致谢忱。
[１６] 白沙一、二、三号宋墓关系密切，构成一组。墓葬装饰富丽，但无墓志出土，出土地券等亦不具官衔，墓主似非官僚士大夫，而有可能为兼营商业之地主。参见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页81—83。
[１７] 同上书，页28。
[１８] 同上书，页58。
[１９] 参见朱青生：《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读与成形》页240,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有学者指出，该“手扶门扉，半露其面”者，“是人神化了的朱雀形象”，见刘志远、余德章、刘文杰：《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页103，文物出版社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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