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述礼典和礼乐是礼“仪”的重要内容，它们是以物化手段强调贵贱分别的手段，当时人们饮食起居的所有器用和细节都被用来强调等级的差别，并被运用到礼典中。饮食（牲、牢、脯、菜、酒、粢盛等）、服饰（冠冕、衣裳、佩玉等）、器用（玉帛、青铜礼器、车马等）、乐舞等各有定制；朝、聘、会、盟等政事和冠、婚、丧、相见、宴享等礼典中广泛地存在着大体固定的迎——飨——送等程序。周代贵族们不事生产，他们创造的这些礼仪的精致和繁琐达到了中国古代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程度，通过它们显现出了周礼的博大和完美。在贵族文化发展到最高的春秋时期，人们对它极其重视。《左传·桓公2年》：

　　“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度，文物以纪之，以临照百官。”

这里一口气提到数十种名物制度。大路为车，衮冕裳带为衣物帽子，其余无不为衣服的花纹（火、龙、黼、黻）、佩带的饰物（藻、率、鞞、鞛、鞶）、车马的配件（衡、鸾、铃）[26]等。在礼制高度完善的春秋时期，它们和跟俭、度、文、德等品德有同等的重要性。既有的用牲、荐蔬、奠币、用乐的规模，都有严格的制度，且在各种典礼中通用。这样的制度用于由原始宗教仪式发展而来的礼典中，从根本上改造了它们原先自发而质朴的面貌。下边便分别论述。

　　1 对直接膜拜的改造

　　原始宗教下自发产生的各种膜拜，在周代被配上物化礼乐，成为体现等级、保佑政治和人事顺利的礼典。祭天称郊，《礼记·郊特牲》所记宗周后叶天子主祭的“郊”已成为一种融合天文历法、敬祖尊天、祈农求报等多种政治、伦理、生产乃至科技因素为一体的重要礼仪活动；而祭祖礼，无论主祭者是天子、公卿还是大夫士，都已经成为等级分明，伦理意义极强的典礼。郊天、祭祖礼是周代最重要的两种祭礼，但它们仪式繁复，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具体叙述，下文以祭山川神为例说明物化礼乐充实进原生性祷祠的过程。

　　祭祀山川神用瘗埋或沉潦法，是原生性祭祀的遗留。《左传·襄公18年》记晋国将伐齐，渡河前范献子用朱丝系了两串玉举行祭河神的仪式，《僖公28年》记楚令尹子玉有上好的玉马饰，从来舍不得用，梦见河神索要这些，子玉仍然没有舍得，结果战败，这是祭河。祭四方要用牲和其他物品，《周礼·地官·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牧人之职为提供望祀所需方位颜色之牲。《周礼》的典瑞提供“以祀地、旅四望”的玉；司服提供祀四望、山川的特定礼服（“毳冕”），这些都是物化礼乐制度充实进祭祀山川的明证。山川被看成一地诸侯兴衰之征，《左传·成公5年》记晋国梁山崩，当时有识之士说：“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周礼·春官·巾车》“卿乘夏缦”，此处国君乘卿车，为自贬之义）、徹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山崩川竭是国之恶兆，因此国君要进行一些旨在责己的如降低车服饮食、奉献牺牲玉璧，乃至派祝史祷告的活动。这里，派祝史奠币祷告的宗教行为仍然存在，但已是不举乐、服饰乘车降低级别的附庸而非主体。

　　以车服、饮食、牺牲玉璧的定制充实进原生性祷祠各环节，在每种祭礼中都能见到。郊天有七献[27]，天子祭祖有九献[28]，主祭者的身份决定了使用器物的级别。而原先源于原始宗教的某些仪式到后来也用于其他世俗的，跟膜拜无关的礼典中。以祼为例。祼即用香酒洒地以气降神，渊源于原始宗教，后来为宗庙行礼的仪节。《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肆、献、祼享先王”；郑玄注“祼即言灌，灌之郁鬯，谓之始献尸求神时也。”即宗庙祭祖时用郁鬯（香酒）谓浇在尸面前的地上降神并歆神。王国维在《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中说：

　　“古于宾客亦以鬯为献酢，其于神，亦当用以歆之，而不徒用以降之矣。……古求神之道亦多端矣，或以气，或以声，或以臭，其次虽有不同，而其用则无或异。……，神既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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