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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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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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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又说：“至迟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的良渚文化，处于五帝时代的前后期之间，即‘绝地天通’的颛顼时代”、“考古发现正日渐清晰地提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五帝时代后半段的代表是尧舜禹，是洪水与治水……其后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红山文化南北汇合产生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和组合成新的族群，他们在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间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组合，产生了陶寺文化，遂以《禹贡》九州之首的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与此同时，从中原到长江中、下游文化面貌发生了规模、幅度空前的大变化……以西北古文化为一方，以东南古文化为另一方的更大范围的组合与重组，这就是‘龙山时代’出现的文化背景。‘五帝时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组合与重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5]。可见在1990年代的十年间，苏秉琦先生对“龙山时代”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认识，基本上是衡定的。
严文明先生1989年在《东夷文化的探索》中将古史传说中的太昊、少昊、蚩尤与大汶口文化晚期联系起来，并且将蚩尤与黄帝、炎帝的战争也放在这一时期，其年代大约不超过距今5000年[6]。1992年，严文明先生在《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中认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大致相当于史书记载的五帝时代。他将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前3500年—前2600年）与“五帝”中的黄帝、颛顼、帝喾（此外还有炎帝、蚩尤）视为同一时期，而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前2600—前2000）则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唐尧时代[7]。1996年，严文明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文中将龙山时代的年代界定为前3000—前2000年，这时代“众多城址的发现证明那时已处于小国林立的局面，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正好吻合”[8]；同年，严先生在《中国王墓的出现》一文中还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大约为公元前3000年至前2100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城址。其中最大的有100万平方米，多数为10—20万平方米。这是一个小国林立的时代。中国古书上讲黄帝、尧、舜的时代，总是说有万国或万邦。现在看来，这些传说是有根据的”[9]。1999年，严先生在《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又将龙山时代的年代界定为前2600—前2000年，并认为“龙山时代应该大体上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唐尧虞舜时代。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尧舜时代已经是初具规模的朝廷而不是什么部落联盟”[10]。最近，严文明先生在《东方文明的摇篮（摘要）》中认为：“到了铜石并用时期的龙山时代，城址在山东、河南、内蒙、四川、两湖和江浙一带广泛出现。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聚落形态，它是一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中心，它区别于广大乡村又同一般乡村一道联结成了城乡结合体，这是一种与氏族——部落为基础的社会有本质区别的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时期很象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11]。另外，严先生1991年在日本大阪一个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还说：“大多数学者认为铜石并用时代（包括仰韶晚期到整个龙山时代）就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时代，它同传说中五帝的时代是大体吻合的”[12]。可以看出，严文明先生在十多年时间里对“五帝”所处的时代的认识大体上也是衡定的，即上限达到仰韶文化晚期的前3500年左右，下限为前2000年。
李伯谦、徐天进先生在《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中将五帝时代的上限定在前3500年[13]，与严文明先生相同。张忠培先生1997年认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分布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的居民，已跨过了文明的门槛”。他说：“夏王朝之前，如尧舜时代或唐虞时代,相当于考古学的龙山时代，或其部分时期”[14]。他最近在《我对中国文明的一点认识》一文中也持同样观点[15]。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讨会。郭大顺先生在这次会议上发言说：“……中国早期国家阶段跨越的约距今5500—4500年即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正好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据记载，五帝时代各集团间战争、接触频繁，著名的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所反映的五帝前期主要代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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