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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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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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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在北方地区活动及南北接触在中国古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五帝后期由四周向中原的汇集，与上述考古文化所反映的情况是相吻合的，考古文化与古史传说的有机结合正在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继续深入的一个标志。”孙守道先生发言说：“依据我国几大流域种种考古发现，不难推想至少在距今四千年到五千年前后，即约当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中华大地上已呈现出文明初始那种蕴育激荡、迭相迭起、东西相映、南北交辉的历史趋势……”郑光先生在发言中也说：“从陶寺遗址到整个中原龙山文化反映出《尚书·尧典》、《禹贡》、《左传》、《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关于黄帝以来的基本历史和政治疆域的记载是正确的”[16]。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在《1991年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述评》中说：“虽然五帝时期及夏代的历史都出自后人的追记，没有当时的文字记录可资证实，但是，如果将传说的五帝时期与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相比较，尤其是将五帝时期‘万邦’、‘万国’林立的现象与龙山时代的众多城址或中心聚落群址相比较，有着很大的参比性。所以，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为题，揭开传说中五帝时期的历史面纱，将是现今或是21世纪中国考古学研究需要面对的又一重大学术课题”[17]。2000年，河南省考古所在《河南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国家要继续开展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要把我国自黄帝以来五千年的文明史，明明白白地摆在世界面前”[18]。2001年，曹桂岑先生在《论中国古代的“五帝时代”》一文中说：“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五帝时代’的人物应该说是恰当的……就现有资料，我们可以认为‘五帝时代’距今4070年—4500年之间。这期间的考古文化是龙山文化，其碳十四测定年代（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4100—4900年，文献记载与考古文化是相吻合的。所以，我们在寻找五帝时代文化时，只有在龙山文化中去寻找”[19]。2002年，何驽先生在《文献考古方法论刍议》一文中说：“獠牙玉人面流行的石家河文化（三苗）和良渚文化，在龙山时代均系中原河南龙山文化的南方劲敌，这两个强劲的长江中下游文化可能联合成所谓的蚩尤集团，对中原黄帝集团（包括黄河下游的东夷山东龙山文化）发动进攻，即是文献常说的‘有苗作乱’和‘蚩尤作乱’，这便可能演绎成传说中的黄帝与蚩尤的大战。结果是蚩尤大败，考古上则反映为石家河、良渚文化的急剧衰亡”[20]。
以上例举表明，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和探索异常活跃的1990年代前后十余年间，认为考古学的“龙山时代”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对应且“五帝”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4000年间（个别认识年代上限达5500年前）一直是学界的主流认识，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作《1991年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述评文章》以及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等先生所持论点，均能说明此一问题。但是在这种主流认识之外，还有一种非主流认识并不很显眼地存在着（为了讨论的方便，仅根据个人认识和理解暂作这种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
三、关于“五帝时代”的非主流认识
河南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许顺湛先生多年来一直认为黄帝时代或“五帝”时代的年代并不限于龙山时代，而是要上延至仰韶时代。他1992年发表《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论述了黄帝时代的概念、创造发明、社会形态，与考古学文化的结合，认为黄帝时代应包括仰韶中晚期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早期文化等[21]。1996年，许顺湛先生在《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一文中认为黄帝时代已具有他所提出的文明源头的五条标志：一是农业生产社会化，二是手工业专门化，三是脑力劳动阶层化，四是部落酋邦化，五是礼制规范化。这种论述也是结合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而进行的。在论述黄帝时代的礼制时，许顺湛先生说：“每一种考古学文化或每一类型文化，都具有共性的特点，特别是仰韶文化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各个文化类型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共性，才统称为仰韶文化。当时并没有统一的政令，是什么力量促使形成的？可以说是在自然形态下，在一定的范围内原始宗教意识支配下，一种传统的习惯势力形成法规的作用，这就是原始的礼制[22]。1999年，许顺湛先生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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