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教师成功之路

教无止境教有径，唯学唯思入新境

王树清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我是王树清，女，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的历史教师。2005年12月被评为北京市特级教师。这是领导和专家们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也是我多年努力的结果。回首20多年的教师生涯，有几点感触，希望能与人分享。

“特殊”的老师就要特别的努力。

我是在特殊年代、特殊情况下开始任教的特殊老师。1975年1月我在顺义县杨各庄中学（今顺义区杨镇一中）高中毕业，是个特殊的年代的学生：读小学四年级“文革”开始，高中毕业“文革”还没结束，在中小学阶段基本没念过什么书。我是在特殊情况下开始当老师的：因为我是“复辟回潮”时期考上高中的学生，这一级高中生是顺义县在“文革”中唯一凭文化课成绩考上高中的，基本素质比较好，所以被老师们喜欢；当时杨中教师奇缺，所以高中毕业时我们十几个同学便被留校当教师。因此，我是个特殊教师：75年春节前放寒假，我高中毕业；春节后我就是教师，要教授初三语文，其间没有任何培训！放假前我找到将要和我同头教课的两位老教师，向他们请教。吴老师说：“把我的教案你拿走看看，再看看教参，备备课”。我心想：“教案”是什么？他拿出来后我才知道那就是我们称为“老师的备课本”的东西。我就这样当上了教师！是个“满不懂”的教师。在那城里的中学生毕业后必须上山下乡干农活的年代，我这个农村的孩子当了老师，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可是在那“读书无用”、中考高考全无、老教师也难以控制课堂的年代，我要坚持上完45分钟课多难！我深知自己知识少得可怜：比如，我的中小学都没开过地理课，而当时农村的知识传播渠道除了学校几乎没有别的，所以当上了老师的我不知道东三省在哪儿，也不知道中国第一大河是长江。为了不让那些只比我小一两岁的学生们哄出教室，我如饥似渴的学习——凡不懂的逢人便问，尽可能的去听老教师的课，千方百计找书看（那时书店里除了《毛选》《毛主席诗词》和鲁迅的一些作品外，知识性文学性书籍几乎没有，只能从老教师那里找一些劫后余存的书），每天晚上12：00之前从不会回宿舍休息。要知道那时候可没有什么教学质量检查，虽然所有教师都住在学校里，但晚上工作的不多。因为“一个小学生的日记”事件、“马振扶事件”、“反复辟、返回潮” 的政治局面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让老师们不敢认真教书严格管理；也因为大学不从应届高中招生，升高中不用考试，所以教师没有升学压力，学生也不重视学习。在这种环境下，我教了三年多课，当了三年班主任，苦学了三年多。十几年后当时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你知道那时我们怎么说你吗？‘她要是老在这儿，得把这学校弄穷了，她老呆在办公室忒费电钱。’”三年的苦学让一个“满不懂”的人讲课有了点模样：1977年6月，第一次有教师听我的课，那次是杨镇公社文教组和木林公社文教组搞联合教研活动，约二三十语文教师听我讲《赵劳柱说家史》，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述和学生泣不成声悲愤难诉的回应使课堂气氛极佳（当然如果今天我评它可能是有些过了），课后木林公社中心教研组组长付志豪老师给与很高的评价：一个留校三年的高中生能达到这种水平实在不容易，是他想不到的。也就是在那个特殊环境下，我养成了自学的习惯，锻炼了自学的能力。1978年参加高考时，我的地理成绩是84分，怎么学的？我买了一本《知识青年地图册》，在教语文时教材中提到哪一个地名就到地图册中找相关的知识，借了一些地理教材背知识，看自习课时用教鞭在院子里“默画”地图。自学地理的经历一直影响到我今天的教学习惯，那就是我特别重视地图的作用，特别强调历史地理和现代地理的对照联系，非常重视空间概念在历史学习中的作用，也因此制作了很多有关地图的教学课件。

选择了教师职业，学习就不能停止，与时俱进是教师必备的素质。

19828月，我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回到杨镇中学任历史教师，1990年调入顺义第一中学，至今从教28年，当班主任22年，送了9届高三毕业班，自1985年至今连续21年是顺义县（区）的兼职教研员。多年来我的教育教学教研任务一直很重，但是自觉学习从没有停止。大学毕业后的学习不是为了“不被学生哄出教室”，而是为了实现一个志愿——“托起每一个学生”。我很欣赏那几句歌词：“讲台上，托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黑板上，写上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这就是为师的真谛！“为了托起学生，为了高高的托起学生，为了高高的托起每一个学生”，多年来我从没停止学习。不再光是多看书，还尽可能参加市、县的教研活动和各种进修班。80年代初从杨镇到北京听一次课太难了：从东直门到杨镇只有北京——平谷一趟长途车，半小时到40分钟一趟。在东直门上车象被赶的猪一样从两条铁栏杆中间拥上车，每趟车挤的都是难得双脚落地。从杨镇上车更难，常常是等了几趟车都赶上乘客已满，望眼欲穿盼来的汽车根本不停呼啸而过。为了参加一次市里的活动，常常要在前一天晚上就来城里。在这样艰难条件下，我几乎没落下一次可能参加的市教研部组织的活动，还尽可能的参加了西城区、东城区的一些教研活动。

1985年开始，我参加了第一批北京市中学历史青年骨干教师的培训；1997月获得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班”历史教育学专业结业证书，是顺义县第一批进修硕士研究生课程的教师；

2000年10月在“北京市中学市级中青年骨干教师研修班”结业，2002---2003年参加了北京市“星期六特级教师课堂”学习。

教师要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教学需要，因此必须不断学习。

90年代初，教学改革的主要趋势是提倡素质教育、强调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的教育理念。这时，我也正感到困惑：传统的教师教授知识为主、学生以记忆知识为主要的教学方法适应不了形势需要了，旧的教育理念必需改变，教学方法也许变革，但是，不知如何是好。恰巧1992年暑假北京市教研部举办北京市历史青年骨干教师研讨会，请上海教科所的郭景扬老师作报告。

郭老师介绍了西方称之为“教育圣经”的一种教育观点：“教学不是结果，只是一个过程”。

郭老师的报告为困惑中的我开启了一扇窗子，从此我就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十多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逐步深入，高考试卷也不断提高考查学生创新能力力度，我越来越深刻的领悟了“教学只是一个过程”的理念，也一直在探索体现“教学只是一个过程”这一理念的教学方法。经过几年实践，我形成了“鼓励学生质疑”、提倡“向权威（教师、教材、教参、教辅资料）挑战”的教学思路，使得学生思维活跃，敢争敢辩，质疑意识强，学习能力提高。2000年4月份，区进校和中教科的领导来听我课，杨华同学站起来就说：“老师我觉得您说的不好，我下边的分析比您的深刻”。尽管她说的不够准确，我还是多次表扬了她这种挑战精神。这种“鼓励质疑”“提倡挑战”的教法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006届王鹏程同学特别好提问题，但是他看问题片面而且固执，曾因和同学争论“美国该不该打伊拉克问题”居然以拳脚相加。因为他常常提出别人认为可笑的问题，因此有一段时间他只要一提问就有同学“嘘”他。这样的学生有时会让时会让老师上课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但是如果压制了他的提问，更会影响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于是我表扬他敢于提问的精神，树他为本班“积极参与教学过程的标兵”（我班有多个不同类型的标兵），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同时，帮他有意识的纠正思维方式的错误，例如：思考问题要能“再从相反的方面考虑考虑”，“再多几种角度想想”，“找找与你争辩对手的观点有几点是你没想到的”，“争论后双方一起总结可借鉴的内容”等。对王鹏程的鼓励和纠正激发了全班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同学们学历史的兴致很高，学习能力提高较快。

教学思想要与时俱进，教学手段也要与时俱进。近几年，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与各科教学的整合成为教学改革的新趋势，我在学习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上也不甘落后。1997年我校建立“多媒体课件制作”科研课题组，我是此组年龄最大的教师。2001年9月至2005年9月我参加了区级课题“网络化多媒体课件的开发与应用”课题组，在2003年11月的阶段成果汇报会上，有4人作运用多媒体课件教学的演示，那三位是大学刚毕业两三年的青年教师，只有我是已经47岁的老教师。我从“老教师也能制作高水平的多媒体课件和利用多媒体手段教学效果好”的角度进行示范性演示，博得全校领导教师的赞扬。至今，我的全部教案都是电子版，平均每个教案在1万字以上，同时我用PowerPoint制作了高中教学每一节课的演示课件，多媒体的辅助教学手段更提高了教学效率。2006年7月，我又接受了由首都师范大学和顺义区教委联合举办的“优质课程资源网络共享”培训，又将开始一次教学方法改革的新探索。

教师的不断学习反映在教育教学成果上。顺义区是北京市远郊区中唯一有两个区重点中学和一个市重点中学的区县，我所在的顺义一中是区重点校。 1993年，在顺义一中的口号尚为“缩小和牛山一中（市重点中学）的差距”时，我所教的历史科的高考成绩就是顺义区第一名（本年级只我一个历史教师）；1995届高考结束后，顺义区教研员归纳那一年高考成绩的特点时说：某某校除了历史科其它18项全都第一（文理各科平均分、及格率共20项指标），城关一中（今顺义一中）只有历史科两项第一（本年级只我一个历史教师）。1997届，我任文科班班主任，不仅历史学科平均分及格率全区第一，本班所有项指标都是全区第一。2002届开始文科综合考试，本校文综成绩还是全区第一名。2003届文科综合考试，本校文综成绩全区第二，但从我校对当年本校全部文综高考试卷Ⅱ每一道试题的分数统计中得知，历史试卷Ⅱ卷总分为44，我校平均得分33分，仍然是很好的成绩。我在顺义一中共教过7届文科班，4届全区第一。我教的历届学生不仅平均分高，尖子生多也是学校公认的。自1978年恢复高考至2006年，顺义一中文科出现过4个区级文科状元，其中就有两个出在我任班主任的班里。2000年，顺义区电视台播放对文科状元杨华的采访，她只说了一句话：“我能成为顺义区的文科状元，主要得益于班主任王老师的心理疏导”。不仅我教的班高考成绩好，我的课堂教学也深受学生喜爱、同事的称赞以及领导、专家的赞许。

2003年11月，一些教育专家到顺义一中进行北京市普通高中示范校验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丛立新先生在听了我的课后，说：好几年没听过这么好的课了！一年后，我校总结示范校验收的成果，出版了《共铸辉煌》一书，书中彩页上刊登了丛教授的一段话：“2003年示范校评估过程中，我作为专家组的一员来到了顺义一中。时隔一年，至今难以忘怀的是王树青老师的一堂历史课。那是一节朴实无华的课，又是一节散发着教育之美的课。在课堂上，我与教室里几十个年轻的学生一起，忘记了正在进行的评估，忘记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身份，完全融入了王老师营造的课堂气氛中。紧张活跃的思想交锋，历史与现实的激烈碰撞，学子们年轻而渴求真理的心灵尽情的张扬着活力，这正是教育工作者所追求的最佳境界。”可以说我实现了“高高的托起每一个学生”的志愿，这全依赖多年的辛勤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