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碧勇老师：正学习到“经济危机”，推荐一文:
肯定会有人对我用上面这三个人的名字作为文章题目表示不解。他们一个是领导美国走出 大萧条战胜法西斯的伟大总统，一位是在经济学领域引发革命的学术泰斗、社会活动家兼 金融市场上的精明投资人，最后一位则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屠杀无辜的战争罪犯。 人们会说，从罗斯福和希特勒都是政治家而且还是对手这一点上看，讲两人之间有些联系 还言之成理；可把那位被列宁称之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的凯恩斯与他们两人并列在一起，则多少显得牵强，因为他们既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国度里，又肩负着各异的“使命 ”。如果硬要找出三者的共性，那恐怕只在于他们活跃于同一个时代，在于政治家和经济 学家之间存在某种相互的需求或影响。而本文的切人点也恰恰在于此。
我第一次认真关注罗斯福，起因于三年前我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的一篇文章。它是关 于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肯尼迪《没有恐惧的自由：大萧条和战争中的美国人民 )(一九九九年英文版)一书的评论文章。该文的两个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一， “二战”前英国首相张伯伦之所以对希特勒德国奉行绥靖主义政策，是基于对罗斯福政府 孤立主义态度的绝望，换句话说，英法等国深知，一旦欧洲战事突起美国则根本就指望不 上。其二，直到一九三八年底，美国的失业率还高达百分之十九，产出亦未恢复到一九二 九年的水平，故真正把美国带出大萧条泥潭的是“二战”的爆发以及随后开足马力的“战 争机器”，而非罗斯福的经济政策，换句话说，罗斯福的“新政”无任何成功可言。 记得当时我还就此和国内的一位美国研究学者谈及此事。听罢此等试图打碎罩在罗斯福头 顶上的光环之言论，对方仿佛受到了种侮辱。从某种程度上讲，目睹如此激烈的反应， 也是促使我翻阅有关罗斯福“新政”文献的重要原因之一。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中国读者贡献的好书《新美国经济史：从殖民地时期到一九四 O年》(二OOO年版)。该书的作者们运用“新经济史理论”，其主干为计量史学和新制度经 济学，将美国的大部分历史重新述说了一遍。在论及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大萧条和罗斯 福“新政”处，该书的作者以及他们是引述的论文作者，均倾向于认为：只要对大萧条时 期的失业率、国民生产总值、货币供应和物价等统计数据稍加研究，那么不管你对罗斯福的政策多么有好感，你都会发现复苏并没有随“新政”而来。“虽然复苏是‘新政’的一 个目标，但在这方面‘新政’几乎算不上是全面成功的。”(第615页)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批学者竟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鉴于由罗斯福执政的一九三三 年至一九三九年间，政府预算的总体扩张性显然不如由胡佛执政的一九三O年至一九三二 年强，因此，和罗斯福相比，“抱残守缺”的胡佛倒更像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
开始我还以为持有此种观点的人只是少数。随着阅读量的增加，我后来发现这种看法竟然 相当普遍。保罗·约翰逊在其巨著<美国史》 (一九九七年英文版)中用了三十多页的篇幅 (第727—759页)讨论大萧条和胡佛与罗斯福的经济政策。在“黑色星期五”股灾后的两年 内，胡佛大幅度减税并扩大政府支出。结果，年收入四千美元的家庭的所得税被砍掉了三 分之二，财政赤字从零迅速膨胀到二十二亿美元，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一九三O年的16．4％上升到一九三一年的21．5％，成为美国建国以来政府支出增幅最快 的年份。相应地，一大批后人耳熟能详的重大公共工程(如胡佛大坝、旧金山湾桥和洛杉 矶水道)上马了，其数量和总体规模均大于后来罗斯福执政期间的工 19。被视为罗斯福“ 新政”之金融支柱的“重组金融公司”(RFC)，在胡佛佳期内给各大商业银行注入了二十 多亿美元，不过遗憾的是这些钱被银行用来解决自身的问题而没有用于再投资。 在约翰逊等人眼里，罗斯福的经济政策令人费解又相互矛盾。为了恢复人们的信心，罗斯福上台伊始的第一个实际行动是废除禁酒令。他对结束大萧条所做酌最具个人色彩的贡献是 让政府买人黄金。罗斯福多少有些天真地认为，金价升高(即美元贬值)有助于改善农场主 的经济状况，而实际上却于事无补。在扩大政府支出时他总是厚此 薄彼，一方面，他花钱于政治需要，即一切以让自己和其他民主党人竞选连任为准绳，故 只把金钱花在那些最有可能改变选举进程的州上(见《新美国经济史》第630—632页)。另 一方面，他又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伤残军人补助金从月四十美元降到二十美元，并对各州施 加压力以大幅度削减教师的工资，因为它“太高‘了”。更有甚者，罗斯福始终坚信预算 应该平衡这一信条，以至于他要求国会减少支出以便“维护美国政府的信誉”。对此约翰 逊评价道：“他从未听进过凯恩斯的话，对后者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他都不屑一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