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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大历史里的小细节

时间:2009-10-18 17:18:51  来源:张鸣
 

张鸣:历史的坏脾气

    《历史的坏脾气》/张鸣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定价:22.00元

    最近,一部抢眼的新书《历史的坏脾气》摆上了各大书城的显著位置,封面上赫然是李零先生(《花间一壶酒》的作者)题写书名、吴思先生热情推荐。受到这样两位学术畅销书作者的如此“厚爱”,这部《历史的坏脾气》究竟有什么样的过人之处?

    该书的责任编辑介绍说,《历史的坏脾气》是“一个大教授的小文章”、“一个历史学者的不合时宜的思考”、“一部事先张扬的潜力畅销书”。

    首先,“一个大教授的小文章”,作者张鸣现为人民大学教授,多年以来从事的工作就是教学、访学和田野考察,是位大教授;业余时间为《南方周末》等报刊写一些游离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小文章,这部书就是这些小文章的结集,文字通晓、明白,像《故事会》一样好读。

    其次,“一个历史学者的不合时宜的思考”,在一些熟悉的读者那里,作者张鸣是一个比绝大部分学院人士都要更关心当下生活的学者,在这部书里我们也可以读到,作者对中日关系、历史剧以及各种社会现象都有很精到的剖析;最“不合时宜”的地方是,作者看历史讲历史,总是和别人不一样,是颠倒着看,是把“漂亮孔雀的屁股露出来给人看”,所以我们读“军阀有性格”、“晚近人物脸谱”等几辑的文字,常常觉得既通俗明白,又意味深长,读后几天都犹有“余音袅袅”的感觉。“张氏文章”的魅力就正在这里,越咀嚼,越觉得文字的精妙,也越有味道。

    至于“一部事先张扬的潜力畅销书”,本书在未出版之时,就经由吴思、李零等学者推荐给出版社,作者常去访学的香港大学等一些著名学者也多次来信打听书的出版情况,出版过程中还几经周折、几度改稿。所以也可以说,这部书是两地学者共同关注、未出版之前即已事先张扬了的“潜力畅销书”。

    这部书共分五辑:军阀有性格、晚近人物脸谱、历史的坏脾气、不确定的道路、庶民的世界。无论是讲民国史上的军阀、晚清以来的“大人物”,还是历史上的各种制度问题、社会问题,无论是讲文人讲娼妓还是讲乡村世界,核心的思想都是要检视历史中种种劣根性,检讨困绕着我们的历史甚至现实生活的种种“坏脾气”。(洪柯)

 

 

    此书勾勒晚近人物百般脸谱,检讨中国历史的劣根性。军阀有性格: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帮会龙头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晚近人物脸谱:西太后的明白和服气,都是这老外的,而对中国人,她却墨索里尼,总是有理,镇压改革是对的,开历史倒车也没错,后来改革更是对的。历史的坏脾气: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成者王侯败者贼,其实帝王也是贼。不确定的道路:如果不算土匪流氓等“第三社会”中人,文人跟监狱的距离想必要比其它人近一点,越是有才华的人,危险似乎就越大。庶民的世界:花业民营了,游冶其间的名士和准名士们也就更自由了。浅斟低唱并肉帛相见之余,给小姐们打分品题成了文人墨客的千古雅事,因此有了“花榜”。

    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史,总能化繁为简,睿智,明白,让人眼前一亮。

 

 

    [书评影评]文人说史——读张鸣《历史的坏脾气》
 

 作者:heraclitus 

  “我是写字的”,张鸣如是说。

   张鸣说自己是“写字的”,听起来像耍把势的体力活。不过,长在北大荒,做过农工、当过兽医的他,不论干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憨劲。他的文章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卖着力气写出来的,不连篇累牍地引经据典,不花里胡梢地铺陈卖弄;实诚,耐看。近日,有好事者把张鸣一年来的文章敛了敛,出了个集子,名之为《历史的坏脾气》。据说万圣书园首批图书上架之前,已经有铁杆粉丝在门前候着了。

   要说张鸣的文字,贯之以“文笔好”,似乎太笼统了。他的字是“有嚼头”。一是读来有味儿,二是阅后生津,回味起来,好像还满智慧,于是翻过头去再看。读张鸣的文字,恍惚间总有读“三句半”的感觉。纵使前边说得再带劲,真正压轴的,是最后这半句;调皮的,让人为之一笑,或者笑后点头咂么嘴的,也是这半句。他写军阀,写总理县长唐绍仪。人家怎么就能当了总理,再乐呵呵地回家当县长呢?不仅没情绪,反倒为乡里乡亲做了不少好事。此人如此之“高风亮节”?连毛主席都点名表扬,叫广大干部学他“能上能下”。闹了半天,人家根本不觉得这算降格。为什么?张鸣三言两语点到:唐绍仪告老回家当县长,不是做官,是做事。为桑梓谋福利,传统士大夫积习如此,唐也不例外。事情就这么简单。张鸣还给晚近人物画脸谱,他笔下的慈禧老佛爷,听戏、入戏,硬是把京剧捧成了国粹。非但自己看戏时长吁短叹,纠着别人讲个没完,就连自己的政治手腕中也有了戏的影子。大清国说一不二的老佛爷,倒是在一位位名伶的演绎下完成了自己的教育。张鸣的文章总是在人意犹未尽处嘎然而止。“三句半”后边的半句是绝然不说的。不是他承心掉人胃口,他说这叫“点到为止”,“从不想把话说满”,因为“也说不满”,还是给人点想象的空间吧,自己也可以跟着再想想。

   《历史的坏脾气》中尽是晚近社会的边边沿沿,犄角旮旯。个中解释更是浸着一股灵气儿,难怪此书封面副标题为: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用张鸣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观察到的历史颠倒过来,非要把漂亮孔雀后面的屁股拿来示人。”故事后边,总还有故事。张鸣真正要说的都在故事的后边,而这,是需要大伙自己去悟的。此处言不尽义,若非要钻牛角尖地去说,也就没味儿了。

  张鸣写小文章。“写长文章累”,一篇文章就说一个理儿,除了灌水,长不了。张鸣以写小文章为乐。偶得的体悟,片刻的情绪,抓住了,就是一篇文章。有了感觉,坐下来,肚子里那些成车的故事就开始翻腾,写到哪算哪,没什么套子,也不去费心设计,一切随心随性。看《历史的坏脾气》就可以发现,这就是一本文集,杂八凑。张鸣并不在意自己是不是也创个体系,提出一套理论,多写几本学术专著。历史翻来覆去就是这么多事,切实的感觉,几个中肯的道理,也许更实在些。

   张鸣这样写字,也这样过日子。就因为这,像他的文字一样,他在学者圈里显得有些另类。虽然身居高校,但他向来以文人自居,若是一不小心成了个落魄文人,倒也无心插柳,更多了几分逍遥自在。学生中有暗自模仿者,作文求教。张鸣捧捧肚子,“好文章不是模仿来的,你们回去看书罢。”时间长了,学生中就少有模仿者了,跟着张鸣一起没大没小。忽一日,倒是被粉丝们的“疯狂”震住了。张鸣笑言:“我的学生都不是我的粉丝。”学生恍然,随之得意。别人由书观人,观书最终还是观人。《历史的坏脾气》,张鸣给晚近中国的各色人等画脸谱,但又何尝不是在白描自己呢,只不过,形式上都是“说史”。

截选:

 

 

    新浪读书连载:

    http://book.sina.com.cn/nzt/his/lishidehuaipiqi/index.shtml

“三不知将军”和他的诗

    1925年到1926年,是张宗昌最牛的年月。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了山东和河北、江苏的一部,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张宗昌的得势,令北方数省的土匪流寇欢欣鼓舞,纷纷前去投靠,害得张宗昌的部队番号一会儿一变,越变越夸张,不长时间,十几路军就出来了,更加坐实了张宗昌不知手下有多少枪的传言。

  在中国近代上千个大小军阀中,张宗昌要算名声最差的一位,文化程度最低,没上过一天学,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所谓的“不知”,实际上讲他这三样东西特别多。第一个“不知”,前面讲过,投奔他的土匪流寇太多,全凭投靠者自己报数,报一千增加一个团,报一万增加一个师,部队总是在扩军,确实没法统计得清。第二个“不知”也是货真价实,张宗昌的统治,是天底下最不讲规矩的统治,各种捐税和摊派,几乎无日无之,搜刮之酷烈,无人能及,而且没有其他军阀或多或少都要顾及的乡土情谊,对自己的家乡也一样下黑手。过去相声界讽刺韩复榘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张宗昌的原型(作为河北人的韩复榘,对山东倒还有几分怜惜)。除了搜刮以外,张宗昌还有一大宗来钱的路,就是公开地走私、贩毒,其实这种事每个军阀都要沾,但都没有他张宗昌干得这样肆无忌惮。同样精于此道的小军阀孙殿英是个N姓家奴,跟谁都跟不长,就觉得跟张宗昌舒心。第三个“不知”自然也不是人家冤枉他,张宗昌的确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小老婆。张宗昌随身“携带”的小老婆就很多,据说是“八国联军”,有好几个国家的。此公走到哪里都乐意将他的姨太太队伍带着,甚至出入外国使馆也不例外,一队马弁和一队姨太太,这是上过外国报纸的。除此以外,他老先生走到哪里都要逛窑子,看上哪个窑姐就带出去给他做老婆,租间房子塞进窑姐,外面挂上“张公馆”的牌子,再派上个卫兵,他张宗昌就算又多了一位姨太太。不过,几天以后,这个姨太太就被忘记了,卫兵开溜,姨太太再做冯妇,重操旧业。此地的闲汉再逛窑子,总会叫:走,跟张宗昌老婆睡觉去!这话传到张宗昌的耳朵里,他也就一笑置之。

  张宗昌虽说混,但能在那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崭露头角,却也不是没有他的过人之处。头一条,有点歪心计。张宗昌治军是一笔糊涂账,士兵既无训练,也无纪律可言,但他看准了那个年月中国军人都被洋人打怕了,看到高个子蓝眼睛的白人兵就打哆嗦。所以,趁俄国革命,东北充斥了流亡的白俄之际,他收编了一万多白俄兵,每仗都令这些白俄打前锋,其他军阀的士兵,碰上这些丧家的洋鬼子也照样脚软。所以张宗昌就总是赢,从东北一直打回自己的老家山东。其次是有点急智,当年在张作霖手下混事的时候,张作霖委托洋学堂出身的郭松龄整肃军队,郭早就想拿张宗昌开刀,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这种急智,还得配上过人的厚脸皮才行。

  这样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粗鄙而且流氓到了家的军阀,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做过诗,而且还出过诗集,你信吗?别忙着摇头,这是真的,谓予不信,先抄几首在下面:

  其一 笑刘邦

  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笔者注:奶奶应读作奶奶的,以骂娘的话入诗,真是狗肉将军本色。)

  其二 俺也写个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笔者注:起句妙,足以流传后世。末句开始拽文,估计是经过了王状元的修改,“吞扶桑”实际上是一句当时流行的空话。)

  其三 游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笔者注:此诗最合古人张打油风格,但有抄袭之嫌。)

  其四 天上闪电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笔者注:只有烟鬼才有如此想像力。)

  据有关人士考证,在1925年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曾经花重金,请出清末最后一科的状元王寿彭做山东教育厅长,并拜王为师,让这位状元公教他做诗,结果是出了一本诗集《效坤诗钞》(效坤为张宗昌的字),分赠友好。这位状元据说本来不该是第一,只因殿试的时候正好赶上西太后的生日,主事的人为了拍老佛爷的马屁,故意将个叫寿彭(寿比彭祖)的人提到前面,好让老佛爷第一眼就看见吉利的字眼,龙心大悦。按说,虽然清朝最后一科考的是策论,但混到了状元,帖试诗总是做得的,不知怎么,这位王状元待到教学生的时候,居然一色的薛蟠体。其实,就是不做这番考证,看着这薛蟠体的“诗”,读者大概也能相信,我们的张效帅,的确做过诗的。

  其实,张宗昌当时不仅做过诗,而且还印刷出版过《十三经》。据看过张版《十三经》的印刷业人士说,那是历史上印刷和装帧都最好的《十三经》。在大印《十三经》的同时,张宗昌还让王状元整顿山东的教育,在学校里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校里必须设经学课,说是要挽回道德人心。看来,我们的张效帅跟薛蟠确有不同,做诗不是和妓女戏子逗着玩,主要是为了偃武修文。
耀够了武的有权有力者,总是免不了要弄点文。从小的方面讲,是他们总以为自家应该能文,甚至做诗。隋炀帝不是说过,就是跟士大夫们比诗才,他也应该做皇帝的。从大的方面讲,修文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毕竟,在中国这个“诗之国”里,修文或者能文的统治者,总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统治合法性。因为“文”在古意里,也包含道德,修文也意味着以德治国,退一万步说,至少让众多的文人士大夫心里感到踏实——哦,原来上头的跟我们有同好!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夺了侄子的鸟位,杀够了人(对建文的忠臣夷十族),于是有了《永乐大典》。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清朝有了《古今图书集成》,有了《四库全书》。当然,到这个时候就用得着文人了,于是皇帝身边围了一群能文能诗的“上行走”,有权的大臣身边有能文能诗的清客,大家都围着一个中心诗酒唱和。传到我们的张宗昌了,身边来了一个状元公王寿彭,于是大家都不再稍逊风骚,不仅书编出来了,而且有诗传世。只是当年的乾隆皇帝留下了四万多首(写了可能有上十万),而张宗昌才薄薄的一小册,难怪康乾盛世总是那么让人看好,说也不够,写也不够,演也不够。

  有权的人只要肯写,肯定会有人叫好,而且是轰然叫好,就像《红楼梦》里大观园刚建好,宝玉题诗的时候贾政的清客所做的那样,叫好必然搔到痒处。乾隆文思泉涌,逢事必诗的时候,自是喝彩声一片;当年张宗昌写出诗的时候,据说也反响异常,王寿彭就捻着胡子击节赞赏,还为之一一润色——估计是改错字。大家一叫好,能够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也就难了,用不了多长时间,皇帝或者准皇帝都变了诗人,以为自己就是此中高手,再下去,天下的诗文好坏优劣,也都待皇帝的金口玉牙来评判了。于是,文网张开了,文字狱出来了。张宗昌虽然在写诗方面略逊于前朝的皇帝,但以言罪人的政绩,却不让古人专美于前,他和他昔日的主公张作霖,杀记者都有那么两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武夫在忙于战事的时候,对那些乱嚼舌头的新派记者倒还能容忍,一旦开始吟诗作赋,偃武修文了,新派知识分子的脑袋也就有麻烦了。

  清朝有人因写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句,丢了脑袋,那是冤枉的。我想,如果不是冤枉的,用来写成匾,挂在康熙、乾隆老儿的以及张宗昌的书房里,那该多好!

借佛法斗架的武夫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个佛法重光的年月。在此之前,随着举国上下向西方学习,佛教大有倒运之势。西学东渐的副产品之一,就是佛教的式微。虽然佛教当年也从西边来的,但在新的形势面前,已经变成东方的迷信,不仅西方的洋人看不上,就是中国的士绅也多拿它当祸国害民的累赘,辟佛的理学传统,在西学的接济下格外地强劲。打戊戌维新开头,新政变本加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要是办学堂、开工厂,首先要拿佛寺开刀,全国上下,佛教庙产被侵夺者不知凡几,被迫还俗的和尚尼姑更是不知凡几。达官贵人,即使有心对佛慈悲,也是偷偷摸摸,一般不敢公开说话。

  不想十几二十年过去,事情突然转了过来。世上有钱有势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赳赳武夫们,不知怎么一来,对佛教又感兴趣了。和尚和居士,升为贵人的座上客,喇嘛与活佛,翻作武夫的帐中宾。大小法会东南西北一个劲地开,有求升官的,也有求发财的,更有求保命的。显然是军阀混战,命运多舛,大家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管不管用暂且不说,至少能让自家的心里少点不安。

  不过,只要佛法重光,就不可能仅仅充当武夫和贵人们的心理安慰剂,总是要将光芒溢出来点,照到本来不该到的地方。湖南这个近代出兵出将最多,仗也打得没完没了的地方,武夫们争钱、争地、争女人、争烟土,在用枪、用炮、用光洋、用烟土打仗都分不出胜负的时候,突然之间忽发奇想,比斗起佛法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世纪20年代初,湖南的督军是赵恒惕。但是湖南这个南北冲突的四战之地,一向派系纷纭,大大小小十几个军阀,谁都没太把督军放在眼里,对赵恒惕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出身保定军校的唐生智。自从直系吴佩孚部撤出湘南,北上和皖系争天下去了之后,唐生智就占据着湘南小半壁江山,招兵买马,大力扩充实力,隐隐然有问鼎长沙之意。赵恒惕看在眼里,心里着急,但又没有胆子撤了唐的职务或者干脆派兵去打,最后花重金从康边请来了白喇嘛,在长沙开大光明法会,一方面打着为全湘祈福的名义收买人心,一方面借此拉拢湘中其他佞佛的军人,给唐生智好看。当然,如果佛真的发了慈悲,让唐生智从此倒霉,那自是再好不过了。

  主公在长沙开法会,唐生智当然不会不明白其中的深意。不过,唐毕竟占的是相对贫瘠而且久经战乱的湘南,迅猛的扩军已经耗尽了财力,花不起钱请一个更大的喇嘛或者活佛来跟赵恒惕对抗。但是法毕竟还是要斗的,不斗的话,也许他的部队明天就会士气瓦解,为众多参加大光明法会的群狼所吞噬。这时候,他的好朋友,湘中著名的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顶上用了。他们的主意是,干脆令他的部队全体受戒,变成一支佛军,在深度上下功夫。为此,唐生智和顾伯叙两个,不辞辛苦地一个营一个营地走,所到之处大治佛堂,全体官兵一律身披袈裟,合十顶礼,由顾伯叙摩顶受传戒,受戒仪式完了,每人发给“受戒证章”一枚,一面书“佛”字,一面书所受的五戒,同时,由唐生智演讲佛法真义,说三身佛的含义是,清净为法身,慈悲为报身,忠义为应身。不用说,忠义是最关键的“佛性”。

  还别说,虽然受戒之后,这群武夫该杀人还杀人,但凝聚力还硬是强了不少,在日后的竞争中,还真的就是唐生智占了上风。

  不知道释迦牟尼在西边的极乐世界里,会作何想。

神仙治军

    说到民国时的四川军阀,不能不提到刘湘这个人。刘湘其人据说很木讷,土得掉渣,不仅没有开过洋荤,比如像他的同房小幺叔刘文辉那样出身日本士官学校,而且连个四川的速成军官学堂几乎都念不下来,还是靠了老师的格外开恩,才得以毕业,挎上了东洋刀。川人从来勇于内斗,四川军阀自蔡锷讨袁始,就打个没完。虽然开始打的时候像演川戏,开仗之时总免不了有大批好事的市民扶老携幼前来观战,但打到后来,也是刀刀见血,枪枪死人。不过命运好像特别垂青刘湘这个笨人,四川的所有“牛人”,有些甚至够得上国家级的牛人,竟统统败在了他的手下:熊克武、刘存厚、杨森、邓锡侯,甚至连他吃过日本生鱼片的小幺叔,也在一场大战之后,退到了西康。可以说,自袁世凯以来,在成都这个地方做土皇帝的人不少,但屁股坐得最稳的,还是刘湘。

  说到刘湘的成功,有一个人不能不说,此人姓刘,名从云,川人称为刘神仙。他的出名因两样东西,一是创立了一个名叫孔孟道的教门(可能是一贯道的一个变种),道徒甚众;二是扶乩请神据说格外灵验。民国是个各种黑社会组织公开化的时代,各种秘密宗教纷纷登台,敢创教的人,多少得有点“法术”,不是打卦扶乩,就是气功治病。刘从云恰恰在两方面都有点名气,所以,自1925年开门,道徒就挤破门,刘湘也是在这一时期入的教。

  当时,刘湘已经是四川王了,投到刘神仙门下,完全是因为神仙扶乩打卦准。自打入教以后,刘从云事实上成了刘湘的军师,所有的军政要事,都要经神仙通过乩盘来决定。也不知是神仙真的有神术,还是他阅历丰富,见机得准,或者是他门徒众多,耳目广,信息特灵,反正刘从云的乩语很是灵验,至少在刘湘那里比较灵,说这个事能成,八九不离,说这事不成,就是大费周章。特别是刘从云还成功地预测过一次以杨森为首的若干川军将领对刘湘的挑战,使得刘湘占得先机,大获全胜。

  不过,即使是神仙,在得意之余,也难免有忘形的时候。很快,在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政要员的追捧下,刘神仙不再安于神仙府里的研究“预测学”,要直接插手军政事务了。先是编练了一支“神军”,一个师的建制,全由他的道徒组成,枪炮固然也要,但人家的特技是练刀枪不入的法术,跟义和团似的,惹得外面都传说刘湘有陆海空神四军。在围攻川陕红军的的时候,刘湘对刘从云的迷信达到了极点,居然让他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六路围剿大军作战。当刘神仙身穿道袍,手执拂尘,将乩盘并扶乩的童子搬进指挥部之后,不仅让各级将领向他叩头,害得向来不信教的杨森老大委屈,而且总是拿乩语当军令,出发要良辰,开仗要吉日,行军路线都要按照他指定的“行军大吉”的方向。当然,军事地图他是看不懂的,所以有时部队居然走到了悬崖绝路上。显然,这样的总指挥是不可能不打败仗的。六路围攻一败涂地,刘神仙也只好夹起乩盘走人。

  但愿那些求神仙的人和神仙本人,能记住当年刘神仙的故事。

别个世界里的第一夫人

    宋美龄走了,享年106岁。在世界二战期间的风云人物中,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整整比别人迟了二三十年。俗话说,盖棺定论,然而对于宋美龄来说,在她没有告别这个世界之前,历史对于她的“论”其实早就已经定了。正如她自称“蒋宋美龄”一样,她的功过事实上是跟她的夫君蒋介石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国家领导人给宋美龄的唁电中所强调的,坚持抗战和坚持一个中国的两点,用来赞扬蒋介石其实亦无不可。

   作为当年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曾经有过无限的风光,美国人称之为“亚洲第一夫人”,她委实当之无愧。当年,她发动“夫人外交”攻势,以她摄人心魄的风姿和演讲,迷倒了不知多少美国人,为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援助。来华参战的美国军人,凡是见过第一夫人的,无不为之倾倒。在华的美国军人,无论是陈纳德天上的飞虎队,还是史迪威印缅战场上的陆军别动队,均堪称是全美国二战中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军人,由于欧美特有的崇拜夫人的传统,所以这种勇敢和战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宋美龄不无关系。不仅如此,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力压国民党高层力主讨伐的呼声,亲自犯险进入西安,对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其勇气和见识,绝非一个普通的贵妇人所能望其项背。在中国抗战独立支撑的年月,在国际法西斯阵营扩张势头猖獗,国民政府内部高层分裂的年月,在推动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并且最后站对队方面,应该说宋美龄和宋家的兄弟姐妹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凡是见识过宋美龄的人,都对她的能干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是中国第一夫人,但宋美龄从来就没有想到专门做夫人,她是要做事的。刚与蒋介石结婚不久,闹着要做事,蒋让她去管北伐军的遗族学校。她没有嫌这个事情小,把个小小遗族学校管得井井有条。美国人来参观,说它是“东方第一新兴学校”。此后,无论是参与政务,还是参与妇女界活动,都有声有色。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由于有了她和一干新派人物的掺和,才避免了沦为一场霉味过重的复古运动的命运。

  然而,有魅力而且能干的第一夫人,就像她的这个头衔一样,其实并不属于她身处的这个世界。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宋美龄等于是“皇后”,她的行为方式应该是这样的:或者像唐朝的长孙皇后那样,躲在丈夫的身后,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或者像武则天一样,凭借丈夫的权力飞扬跋扈。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至少要聚敛一些财富,争取生个儿子,或者抱养一个。然而,这一切距离宋美龄是太远了,宋美龄出身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从小就在美国生活和受教育,读的是威斯里女子学院这种很贵族化的学校,饱浸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她的优雅、她的活力甚至她的能干,更像是美国式的,不怎么“中国”。她的英语无论说和写,都比她的中文好,甚至连她的思维方式都是英语的。尽管贵为第一夫人,但她的交往圈却还是欧美化的中国人,连打电话都用英语,给接线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英语的人看她,和她看人家,都显得那么地顺眼、和谐。抗战前和抗战期间,作为中国最高统帅的夫人,她自己或者陪同蒋介石,从慰问伤兵到视察前线,没少在军队里转。几乎个个精通英语的空军,对第一夫人的感情之深,都恨不得为她去死;然而在陆军里,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人。一位美国的传记作家写道:在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以后,“美丽的新娘子伴随着总司令转战各地。车站、农宅、临时屋都曾是他们的落脚处,不过有件特别的事情,那就是不论到了多么恶劣、简陋的地方,委员长夫人对她所素持的干净标准丝毫也不肯打一点折扣。每到一个地方,她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抹地擦窗,务必直到看起来纤尘不染后才肯罢手。当然,漂亮的窗帘和芬芳的鲜花是绝对不可免的。”显然,对于当时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第一夫人典雅、高贵、整洁、魅力四射,但绝对谈不上亲切、可近。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尽管政见不同,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感情一直是非常好的。不论宋庆龄多么令蒋介石头痛,双方如何仇视,宋美龄却一直竭力维持着她和宋庆龄之间正常而且算得上亲密的姐妹关系。无论宋庆龄与蒋介石关系恶化到了什么地步,宋美龄都绝不允许蒋介石的特务碰她姐姐一根毫毛。为此,她不仅三番几次正色告知蒋介石,而且亲自出面警告戴笠。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宋美龄给宋庆龄的信,依旧款款情深:“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这不是说宋美龄没有立场,亲情高于一切,而是一种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美国作派的体现——政治和家庭分开,意识形态的歧见跟家庭亲情是两回事,绝不往一块掺和。

  在解放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宋美龄用牛奶洗澡的传说,在解放区到处流传,以至于到了我能懂事的时候,大人们还这样说。这个传说虽然表面上是对宋美龄的一种丑化或者诋毁,但也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隔膜和对立。

  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结合,固然还算是琴瑟和谐,但事实上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宋美龄的朋友圈子里,无论是欧美的友人,还是国内的“欧美同学会”,对传统理学味道十足的蒋介石并不欣赏,甚至还说三道四。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对这些人自然也是若即若离。我们不知道,到了台湾之后,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在遭到国民党整肃的时候,宋美龄会是个什么心情?然而,事实上不管她的心情如何,已经深入她骨髓的美国老式的中产阶级生活作派,都只能让她继续扮演夫唱妇随的角色,绝不可能允许夫妻关系的任何裂痕暴露出来。
1927年她和蒋介石的结合,使颇有理学气味的蒋介石入了基督教,但是多年来,她并没有将蒋介石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虽然到了台湾之后,蒋对基督教感情日深,但更多地只是求助基督的庇佑。可以说,到死,蒋介石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一个中国的专制强人。在蒋介石的棺材里,宋美龄放入了四本书,一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本《圣经》、一本《荒漠甘泉》、一本唐诗,西方基督教的书占了一半。也许,这样的陪葬品,只是代表了宋美龄的一种愿望。
   事实上,宋美龄虽然身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一直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典雅、美国老式中产阶级的世界。尽管我们把她列为“四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然而报上说,她死后的遗产只有12万美金,她惟一的房产在上海。可以说直到死,她都维持了一个老式的美国中产阶级的财产水平。

康熙的才学

  康熙皇帝玄烨,至少在眼下,要算是皇帝中最有知名度的一位。他日益飙升的名气,显然和政界、学界以及娱乐圈的追捧不无关系。“康熙来了”,不仅是香港凤凰卫视的一个娱乐节目,也几乎成了近来人们打开电视时的第一感觉。

  只要跟娱乐圈沾了边,名气大的人不一定声誉好,可人家康熙不然,硬是名气大,而且声誉佳。大家七手八脚,直到将他老人家捧成了“千古一帝”,似乎还没有歇手的可能。关键是,捧的人里不光是娱乐圈的“娱编”、“娱导”、“娱艺”加“娱记”,学界也相当积极。在这些学者眼里,康熙的文治武功无不登峰造极,武能打仗而且打猎(用鸟铳,一枪一只大狗熊),文能做诗为文,无论诗词歌赋,古体近体,样样精通。据说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人家还学贯中西,于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历算甚至音乐绘画,无一不能。

  中国的大人物头上,都免不了有光环。康熙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帝,还是未成年人的时候,就干了件擒拿权臣鳌拜的大事,以后一系列文治武功,包子上的褶,全露在外面,叫人不说好也难。神话从康熙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传,越传越神,害得末帝溥仪经过劳改营改造了多年之后,却还相信太和殿前的铜鹤腿上的凹印,是跟随康熙南巡时被这位圣祖皇帝一箭误伤的。

  康熙喜欢跟西洋人打交道,西方的传教士一个接一个收用,洋鼻烟、洋钟表,外加洋药和洋乐器都大量地收藏。不过,西方的洋和尚虽然很得恩宠,却出家人不打诳语,硬是不肯加入满人和汉人关于康熙的神话合唱。曾经在康熙身边服务了13年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在他的回忆录里透露了不少有关康熙的内幕消息,其中有段是这样说的:“皇上认为自己是个大音乐家,同时还是一个更好的数学家。但是尽管他在科学和其他一般认识上的趣味都不错,他对音乐却一窍不通,对数学的第一因也所知甚少。每座殿堂里都放了音叉或古钢琴,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妃子们,都不会弹奏。有时候皇上的某一个手指确实触摸了键盘,就已经足够让他陷入被奉承的狂喜了,正如我经常见证的那样。”说这话的洋人,是康熙在西学方面的老师,对自己学生的学业状况,应该是清楚的。

  仅仅因为某个手指触到了琴键,就会被奉承为音乐家,时间长了,自己也糊涂了,以为自己就是音乐家。这种现象,属于典型的“中国制造”。世间所传康熙的数学造诣,估计比音乐状况稍好,但也好不了多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连历史学家在内,许多人仍然像相信康熙能用原始的鸟铳,将一头硕大的黑熊或者老虎一枪毙命一样,相信康熙那无所不知的学问,尤其是西学造诣。看来,不管时代变了多少,人们习惯围绕着猛人制造神话的传统却并没有变,只要某个猛人还说得过去,我们就不吝惜将所有美好的东西加到他们的头上,活生生变出光环来;如果不幸自己所处的时代实在没有像样的猛人,那么拾点古人之余唾捧捧古人,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记得《世说新语》上有一则南朝故事,说是某名士棋艺特高,偏皇帝也是个棋迷,硬是居心叵测地找来该名士,让他说天下谁的棋艺高,名士答曰:陛下皇帝里第一,微臣臣子里第一。眼下,我看我们用不着追求实事求是,只要恢复到该名士的境界,就已经足矣。

雍正的天真

  自从某专吃清史饭的大作家将作品改编成电视剧以来,清朝入关以来的第三个皇帝世宗胤,即雍正皇帝的知名度陡然上升。北京胡同里的老太太并她们手里牵着的小孙子,都知道咱大清国有一个雍正皇帝。

  鄙人生性疏散,向来耐不住电视剧的冗长加唠叨,所以尽管《雍正王朝》几番热播,我却始终没有看过。不过,虽然眼睛没看电视,却依然逃不脱雍正的阴影,因为总是有人来问,雍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像电视剧里说的那样好。

  说实在的,雍正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也说不好。此公在历史上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又偏偏夹在两个名声过大也过好的皇帝之间,想不灰头土脸都难。虽然某作家给他平了一回反,也未必真的能翻过来。此公没有他的老爹康熙那样兴趣广泛,也没有他儿子乾隆那样诗兴泉涌,只有一笔字据说还说得过去(我见过的,无疑比到处题字的乾隆强多了),当政时间不长,又没有多少可说的事情。不过,在我看来,跟其他的清朝皇帝比起来,这个人多少有点怪,让后人面对他的时候总忍不住想说点什么,却往往说不出什么来。

  正是这个雍正,登基做皇帝,空着正殿乾清宫不住,非要搬到偏殿养心殿忍着,弄得皇宫的政治地理大乱,大家都找不着北。

  雍正在位的时候,组成了一个机要的秘书班子——军机处,在他以后,军机处取代内阁成为国家的核心决策机关。但是,雍正有秘书却不爱用,总是自己亲自批奏折,往往批得很长,口吻就像个爱唠叨的老太太。不管臣子功劳有多大,让他抓住点小毛病就嗦个没完,非让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将自己批倒批臭而后止。

  批奏折批得长,不见得天天都那么忙,至少不像周公似的,吃顿饭都要吐出来好几次。所以,雍正也有闲功夫看看戏。看戏可是看戏,别的皇帝看过也就罢了,顶多当时一喜或者一悲,高兴了赏几两银子给扮戏的太监,不高兴了赏他们一顿板子。可是人家雍正不是这样,看戏都能看出一段轶事来。说是一次他看《绣襦记·打子》,此剧是明人根据唐代传奇《李娃传》改编的,说的是名门公子郑元和名妓李亚仙的爱情故事。《打子》一折演的是担任常州刺史的郑父,看到儿子因迷恋娼家最后流落街头,靠为人唱挽歌度日,一怒之下痛打儿子的情节。这段戏让雍正十分高兴,尤其喜欢扮演郑父的小太监(大概更多地是喜欢这种贾政似的人物),于是把他叫到身边赏饭。在吃饭的时候,小太监一时忘情,顺口问了一句,现在的常州刺史是谁?雍正陡然翻转脸皮,勃然大怒,说你这优伶贱辈,怎么敢问国家的名器?当场下令将小太监杖毙廊下。

  雍正不独性格乖戾,行事还有点天真。从来历史上轮到争位的时候,父子反目、兄弟相残都是免不了的事。胜利者对付政敌,或杀或坑都是应有之意,别人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更多的来。君不见,李世民杀了两个兄弟,逼他父亲让了位,最后还不是得了明君之名。可是,雍正对付他的两个争位的兄弟,也不杀也不坑,却封他们为“阿其那”(猪)、“塞思黑”(狗)。殊不知,这样的封法细究起来却大有不妥,自家兄弟是猪狗,那他自己呢?他的父亲呢?

  这还不算雍正行事中最天真的,雍正一生最自以为是的糗事,要算对曾静案的处理。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出了个反清案件,事主名叫曾静,是个屡试不第的儒生,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一日,不知从哪里听说现任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于是让他的弟子张熙前去投书,劝说岳反清。结果不问可知,即使岳钟琪跟曾静一样有华夷情结,也断然不会为了一个岳武穆的遥远虚名而甘冒身家性命之险。于是,这个送上门去的“反革命小集团”被连窝端掉,圣眷正隆的岳钟琪以诱捕曾静洗清了自己。

  无论在哪个朝代,出几个谋反案件都不稀奇,更何况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虽然过了百十年,乡下的迂儒硬是坚持“民族大义”和华夷之辨,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这次情况大有不同,在查抄出来的“反革命文件”中,居然有大量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如何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以及贪财、好杀、淫色,等等,几乎跟当年的隋炀帝杨广差不多。

  这样一来,曾静案就不再是一般反对异族统治的逆案了,而是主要针对雍正个人的谋反行为,这样的逆案无疑更容易引起龙颜大怒。曾静等人被逮到京后,实际上是雍正亲自操纵案件的审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当时的上谕中,窥见雍正的恨恨连声之态。按照传统时代的常理,对于这样一个策动大臣谋反,并对现任皇帝进行恶毒攻击的“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凌迟处死并夷之九族本是应有之意,只有这样,才可稍解皇帝和拍马屁的臣子们之气于万一。可是,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并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上谕),起名为《大义觉迷录》。只是这个审讯记录过于整齐,明显透着点“做”的意思。尽管雍正对曾静等人的“谣言”十分恼怒,认为自己连做梦都想不到,属于犬吠狼嚎,本不足以理会,但在上谕中还是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自己对父母如何地好,如何地孝顺,对兄弟如何地仁至义尽,总之是将曾静等人私下散布的所有对他不利的言语,一一详加驳斥。而且“审讯记录”更是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先由审官按雍正的旨意质问,再由曾静作答,让曾静在稍做一点解释之后,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从而反证他散布的有关雍正争位的种种言语是如何地荒诞不经。《大义觉迷录》印行之后,发往各个府州县,每个学宫都备一册,成为学子们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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