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的学术争鸣：蒋碧勇与林华国

①“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完全归于消灭，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的兵士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和英国的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史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6]（PP。67—68）

②“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6]（PP。67—68）

③“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75]（P。75）

从上引材料中的①②分析，文中的“社会革命”指的是经济革命或者生产力的变革，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在“社会革命”前界定的是“造成”而不是“完成”或“实现”。第③则材料马克思指明了“社会革命”（包容了思想、政治、经济革命的含义）的前景，而且强调“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现代生产力”这一重要前提。试问：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人民怎能支配现代生产力？在文中马克思也指出了印度人民怎样才能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马克思在上文中强调完成社会变革的重要条件是发展生产力，林先生所概括的命题的前半部分容易使读者对此理解时突出价值尺度来衡量社会是否复兴、人类是否发展，在怎样认识马克思的“双重使命”论的问题上，我们要谴责殖民主义的罪恶，驳斥落后国家的发展须经殖民化的论调，这是我们正确理解这一命题应有之义，不能为了突出生产力标准而轻视价值尺度的特殊意义，但也不能由此而轻视或者否定生产力标准的决定性意义。历史发展特点的阶段性不等于历史发展道路的规律性。

以上所列可说明林先生所概括的“马克思关于印度必须经受西方先进国家的殖民统治才能完成社会革命，走向复兴的论述”是不确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

林先生在与读者“讨论第一个问题”之后提出了“罗荣渠先生的理论核心，一元多线历史观实际就是梅洛蒂观点的翻版”，“罗荣渠在断言‘亚洲的古老社会’没有自我变革的力量时，也明确地把中国包括在内。”梅、罗观点是否一致，笔者知识及资料有限，不敢置喙，但林先生这种简单的社会变革内因论似可商 榷，早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就力求从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变迁，从而建立了崭新的世界历史观，即“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把握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要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从世界基本矛盾和各民族社会内部特殊矛盾的相互制约来观察。如：“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住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8]（P.25）马、恩的所谓“交往”，不限于某种共同体内部，而且充分注意到共同体之间的交往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再如“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8]（P.28）西欧封建制度的最初瓦解主要来自人类跨地区的世界性商业交往，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说某个共同体（民族或国家）能够在封闭的环境中自然经历原始的、奴隶的、封建的阶段，那么，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个共同体在封闭的状态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或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正确认识“国情”，应当有“世界历史”的思维方式，正如罗先生在其《美洲史论》中谈到我们过去研究中外关系史时的思维误区时说 ：“一般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去看世界，而很少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这样往往容易使我们视野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甚至难免不自觉地受到闭关自守的因袭观点的影响。我们主张，不但应从中国去观察世界，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9]（P.9）罗先生的世界历史观强调以“一元”为基础对历史事物变化的动因综合考察，他曾经在《新历史发展观与东亚的现代化进程》中论述道：“这两种形式的历史运动，大生产力形态的变迁，同一大生产力形态下的社会变迁，都不是由于单纯的生产力直线式发展造成的，而是由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由于东亚已被卷入一个新的世界体系的扩张运动之中，入侵的结局就不仅仅是旧制度的解体，同时也是向新制度的转换；而衰败化与边缘化所产生的内压力与外压力又推动了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由此而引导出各种形式的改革运动与革命运动。……（外源性现代化）启动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各国以不同方式沿着不同的道路进入了各自的现代变革的进程。”[10]由于罗先生在建构“一元多线”论时，他对从头到脚充满了残暴和血泪的资本积暴和发展批判性不足，但如果不综合罗先生整个思想，就认定罗先生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迥然不同，”这一结论颇难使人接受。

信笔至此，笔者想到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说的一句话“让人感觉良好的历史（feelgood history）是对这一崇高职业的背叛”。因为“历史的目的不是促进集团的自尊心，而是理解世界和过去。只有不带情绪的分析判断和视角，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与传统，并坚定地保护宽容、民族和人权这些难以分割的思想，才有可能对历史进行自由的探讨”。虽然其语夹杂着西方价值观，并忽视了历史的教化意义，但他对历史实用主义的批判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林先生在论文中通过解析马克思对中国、波兰、印度的预期洋溢着强烈的爱憎之情，笔者认同这种崇高的价值观，但“我们应当用思想的价值去代替，亦即改变情操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这种思想‘主观性’的高度，我们就只会产生诗歌不会产生历史。”[11]（P.11）由世界历史观出发来考察社会矛盾运动，这是我们选择社会发展道路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笔者无意也不可能抹煞内外因之间的原则界限，也不是否定内因中的“自我变革力量”，而旨在强调我们要对社会变革中的内外因要有一个辩证的理解。

林先生在文中多次谈到马克思的预测“偏于乐观”，这就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理想性”、“可能性”、“现实性”诸问题，而不能简单地判断其乐观或悲观。在怎样认识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论问题里，林先生进行了探索并多有创新之处，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并启示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在现代化发展的今天，我们怎样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

[来稿日期]2002年10月

[作者简介]蒋碧勇，男，1968年生，湖北公安县车胤高级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高中历史教材和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任世江]

（原文发表于《历史教学》2003.1）

参考文献：

[1]林华国：《怎样认识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论》，《历史教学》2002年第3期。

[2]郑家馨：《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研究》，《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4]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5]张艳国：《革命、改革与社会历史进程》，《新华文摘》1997年第11期

[6]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7]马克恩：《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8]马克思与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9]罗荣渠《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0]罗荣渠：《新历史发展观与东亚的现代化进程》，《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11]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

对蒋碧勇文的几点答复

林华国

（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871）

《历史教学》2002年第3期曾发表我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问题一文。近日，编辑部来信说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其中蒋碧勇同志的一封对拙文提出了不少批评。编辑部同志深谙矛盾是发展的动力的哲理，对此信特别重视，当即打印寄给我。拜读后知道此信实际上是一篇颇有独立见解的论文。作者是一位在县里工作的中学教师，在工作十分繁忙、研究条件很差的条件下，挤出时间写出此文，实属难能可贵，我觉得应将此文发表。编辑部本着学术讨论的对等原则，建议我写一篇“答复”同时发表。我自2000年秋中风之后，身体尚未康复，且又住在远离学校的老年公寓休养，查阅资料十分不便，这个“答复”难以令蒋碧勇同志满意，尚请鉴谅。

1．蒋文提出，《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所载郑家馨《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研究》一文与拙文“有些观点是相似的，例如梅罗观点统一论、驳斥落后国家的发展须经殖民化论”。言下之意，郑文既已发表在先，拙文似不必发表。一些读者读后可能还会产生疑问：拙文是否袭用了郑文观点?对此，我不得不稍作说明：

(1)关于“梅罗观点统一论”，我在《中国研究月刊》(日本中文版)1997年4月号(4月末出版)发表的《有关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性质及发展趋向》一文中即已提及。此文与郑文发表时间大体相同。(《世界历史》第2期也恰于4月末出版。)双方在著文时均不可能看到对方发表的文章，不存在谁袭用谁的观点的可能性。其实，凡读过梅、罗著作的人，只要稍加对照即不难看出，罗荣渠“一元多线历史观”的基本框架、基本论点，甚至一些具体表述和具体词语，均脱胎于或直接出自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一书(当然，罗还从金观涛的《超稳定系统》论中吸收了不少东西。罗本人也有一些创造性的发挥)。郑与我几乎同时指出梅罗间的关系纯属巧合，但两人看法不谋而合则不足为奇。因为梅罗间的关系实在是太明显了。

(2)对于“落后国家的发展须经殖民化论”，我在《高校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发表的《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意见分歧》一文中早已作过简略反驳。在《河北大学学报》1998年12月号发表的《如何看待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近代中国的反帝斗争》一文中又作了较详细的补充。此文共四部分，其中一部分涉及梅罗观点及“双重使命”问题。2002年初，《历史教学》编辑部建议我将这一部分内容扩充成单篇文章发表。原因是，不少中学教师反映，对“双重使命”问题感到困惑。就我当时情况而言(包括健康状况和资料方面的困难)。要想在旧作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学术探讨是不可能的，但编辑部表示只要改成一篇独立的文章即可，不作学术上的要求，我便应命了。此文即使与我自己的旧作比较，也无新意可言。蒋文批评此文“就其学术意义而言似嫌不足”，实在是太温和了。不过，《历史教学》发表此文，只是为了回答一部分教师提出的问题，并非与对此问题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进行学术探讨。中学教师人数众多，要求高低相差甚远。编辑部均须照顾。这一点，还望蒋碧勇同志谅解。

2.蒋文提醒我，在讨论马克思关于双重使命的论述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时，“要注意当时的语境”，并指出马克思这些论述是针对“当时经济理论界”出现的“反对工业化和资本集中，主张维持小生产的反历史倾向”提出的，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从马克思此后的一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认为“双重使命”论具有普遍意义。蒋碧勇同志不吝赐教，我在此表示感谢。不过，拙文似乎也并未忽视当时的语境，否定马克思论述的积极意义。拙文曾说：“马克思在英国刚刚征服全印不久，在许多人只看到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造成的灾难，为印度的命运悲叹时，马克思以极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指出英国在干下种种罪行的同时，将在客观上‘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印度执行历史赋予的‘双重使命’，促进印度社会向前发展。……马克思针对印度的具体情况做出的结论，贯穿其中的辩证思维方法、对殖民统治一分为二的分析，对我们思考其他地区遭受殖民统治的后果都有指导意义。但是，绝不能把这些论述机械地到处搬用。”我觉得，我并非没有注意当时的“语境”，只是由于水平低，达不到蒋碧勇同志要求的水平。今后我当继续努力。

3．蒋文提出，“马克思本人不认为‘双重使命’具有普遍意义”，“林先生提出的这一论题是无需证明的”。也就是说，论证这一问题是毫无必要的。蒋碧勇同志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虽然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他关于“双重使命”的论述具有普遍意义，但多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却坚持这一论述具有普遍意义，并坚持将其应用于中国。偶然有人提出这一论述不具有普遍意义，便会受到一些学者的严词批评。这种状况使一些读者感到困惑。有鉴于此，《历史教学》编辑部才建议我把旧作中有关这个问题的部分改成单篇文章发表。这对蒋碧勇同志来说是毫无必要的。但编辑部觉得有必要考虑另一部分读者的需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4．拙文说，马克思认为“印度必须经受西方先进国家的殖民统治才能完成社会革命，走向复兴”。蒋文用曲折、讽刺的笔法批评我是“将某一观点硬套在马克思名下”。蒋文摘录了马克思两段原文证明：“马克思在‘社会革命’前界定的是‘造成’而不是‘完成’或‘实现’。”蒋文还引用了马克思另一段原文：“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蒋文指出，马克思显然不会认为这样的社会革命能在殖民统治下“完成”。

蒋文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拙文是否肆意歪曲了马克思的原话，“将某一观点硬套在马克思名下”。对此，我不能不作一点解释：

(1)蒋文所引前两段话的确只提到“制造”，但马克思在这两段话中所说的都是英国已经做和正在做的事，而不是对将来的预期。拙文说的则是马克思预期印度将在殖民统治下“完成”社会革命。

(2)蒋文所引马克思第三段话中所说的“伟大的社会革命”显然不是指英国在印度“制造”的“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而是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拙文所说的“社会革命”当然不是指马克思这段话中所说的“伟大的社会革命”。

　(3)马克思关于“双重使命”论述的原文是：“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细亚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里说的是英国将在印度“完成”“双重使命”，拙文则说成“完成”“社会革命”。这是否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呢?

什么叫“完成社会革命”?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标准。按常用的“低标准”，摧毁了旧社会制度的统治地位就算“完成”了社会革命。如我国在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后，一般就认为已经“完成”了反封建的社会革命。但按照一些学者提出的“高标准”，则认为我国反封建的社会革命至今仍远远没有完成。我把完成“双重使命”理解为完成“社会革命”，是按“低标准”理解的。我认为，如果完成了“消灭”旧社会的任务，并为建设新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那么，这个社会革命就应该算是“完成”了。但这种理解显然得不到蒋碧勇同志的认可。既然人们对“完成社会革命”有不同理解、不同标准，我按自己的理解把“完成双重使命”表述为“完成社会革命”自然会引起非议。鉴于马克思的崇高地位，在表述他的观点时最好直接引用原文，而不要按自己的理解去表述。蒋文的批评我应引以为戒。在此，我申明，拙文中“完成社会革命”的提法应一律改为“完成双重使命”。

5．罗荣渠断言，“亚洲的古老社会”没有自我变革的力量，并明确地把中国包括在内。拙文对此表示反对，坚持中国也有自我变革的力量。蒋文把我的观点评定为“简单的社会变革内因论”，提醒我：“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个共同体在封闭的状态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或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蒋文显然把“有自我变革的力量”与“在封闭的状态下”发展混为一谈。

　　罗荣渠认为“亚洲的古老社会”没有自我变革的力量的观点直接出自梅洛蒂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一书，梅洛蒂把世界各民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西欧和日本(即现代发达和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是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条线自主地向前发展的，是有自我变革的力量的。另一类是广大第三世界的各民族。梅洛蒂认为，这些民族在原始社会瓦解后，未能进入奴隶社会，而是变成了畸形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没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发展的生产方式”，它的发展只是“循环式的发展”，而不能向新的生产方式演进。梅洛蒂认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才能摧毁“亚细亚生产方式”，使之变为“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梅洛蒂把他的这一理论称为“一元多线”论。罗荣渠的“一元多线历史观”就是以梅洛蒂这一理论为主要基础，又吸取金观涛的“超稳定系统”论，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发挥构建而成的。

梅、罗认为西欧、日本有自我变革的力量，能独立自主地发展而无须被别的先进国家征服和统治，这当然不是说他们认为西欧、日本可以“在封闭状态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相反，他们十分重视外因在西欧、日本向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认为中国也具有自我变革的力量，也绝不是说我认为中国可以“在封闭状态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曾预期中国不会被西方征服，反而会在反侵略斗争中获得新生，独立自主地变为西方式的“中华共和国”。这当然也不是说中国可以“在封闭状态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蒋碧勇同志并不因为梅、罗肯定西欧、日本有自我变革的力量而指责他们是“简单的社会变革内因论”，而我坚持中国也有自我变革的力量就受到了这种指责，这是什么原因呢?

6．蒋文批评我“不综合罗先生整个思想，就认定罗先生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迥然不同”’，表示“这一结论颇难使人接受”。实际上，拙文并未对罗的观点作任何总的评论，拙文只是提到：“马克思对中国的看法与梅洛蒂、罗荣渠的观点迥然不同。”这难道不是客观事实吗?

至于谈到我对罗的“整个思想”的看法，这里也顺便说几句。我认为，就罗荣渠的诸多具体论述而论，有不少是颇有新意的，有学术价值的。其中一部分具体论述我也是同意的。但就其“整个思想”而论，我基本上是持反对态度的。我早就想写篇文章对罗的历史观从总体上进行评论，但一直没有机会。

罗荣渠的代表作《现代化新论》及其理论核心“一元多线历史观”不仅被国内众多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奉为经典，而且被其他学科的一些著名学者誉为重大理论创新。在各种级别(从北京大学、北京市到全国)的社科著作评奖中屡获一等奖。作为一名普通教师，要对罗的观点提出批评是很难有机会的。我曾冒昧地向某著名刊物的主编说过我的想法，他明确表示不便发表批评罗的文章。问他原因，他笑而不答。碰了这个钉子后，我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只是在偶然有机会时，在个别文章中设法插入一点对罗的个别观点的批评。2000年中风以后，我也就没有能力来写批评罗的长篇文章了。但我并未彻底放弃写这篇文章的念头。待我身体基本康复，回到学校后，若有机会，我还是要尽力做这件事的。届时，必将招来更多、更严厉的批评。我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

[收稿日期]2002年12月

[作者简介]林华国，男，1935年生，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任世江]

编后语：多年来已很少见到中学教师探讨学术问题了。过去，很多史学家都曾有中学任教的经历。现在，同样教历史，中学与大学似乎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这正常吗?蒋碧勇老师敢于就较深的理论问题向名牌大学教授提出置疑，又处在县级中学的工作条件下，确实难能可贵。而林华国先生以抱病之躯，持平等待人之精神，认真答复，相信更能鼓励后学。本刊希望有事业心的中学历史教师多关注学术问题，这有助于基础教学水平的提高。

（蒋碧勇注：虽然林先生在文中有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由解了蒋文原意，但其“平等待人之精神”不仅是“鼓励后学”，对其当前有些学术之争，不也是一种启示吗?现公布在“历史课程网上”，供学习与交流。原文发表于《历史教学》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