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出生于1886年，1964年病逝于台北。早年在浙江绍兴中西学堂读书，1908年赴美留学，最初在加州大学主修农学，后转教育。1912年加州大学毕业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

杜威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人。杜威曾做过中学教师多年，后在密执安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执教，著述颇丰。影响较为深远的如，《我的教育信条》（1897年）、《学校与社会》（1899年）、《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年）等。

显然，在美国生活学习了近10年的蒋梦麟，对于美国的教育发展情况，对于导师的教育思想，蒋梦麟可谓有深刻的理解。1917年，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到国内后，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并参加《教育杂志》的编辑工作。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蒋梦麟在1918年1月的《教育杂志》第10卷第1期发表了以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论述中国中小学历史教育的文章《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的发表比杜威访华甚至还要一年多，实际上拉开了传播杜威教育理论浪潮的序幕。然而无论是就教育学还是历史学来说，这篇文章的学术性价值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学教授。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底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务17年，是北大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还担任过教育部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兼浙江大学校长。后话可以不提。

实际上，蒋梦麟《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是一篇充满时代特色的教育价值极强的历史教育文献。从这篇论文里，我们不难看出，蒋梦麟对学校历史教育建设的高度重视，以及杜威教育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不可否认，他提出来的一些历史教育思想和教育观点，存在着种种的问题与局限，但这并不影响蒋梦麟历史教育革新设想中闪耀着的学术价值。在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改革正进行的今天，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教学内容的革新

蒋梦麟对美国的历史教学有相当的了解。他说，美国近年来的历史教学，非常重视“民力之伸缩，工业之消长，学校政府之改良，税饷之方法，社会各机关，及观念之发达，宗教之自由，教会与国家之分离，邮政之进步，商业旅行之方法”，及与“政治社会之发达与现时国民生活有密切之关系者”。中国的学校历史教学内容，也应该学习美国。

（1）应“以学生之生活需要为主体”

蒋梦麟认为，学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教育的目的应该使学生“养成天生之个性，使为活泼灵敏之人”，而且具有“解决社会种种问题之能力”。在蒋梦麟看来，历史教学也应该以此为原则，以有益于儿童的生活需要。“学校中之所以设历史科者，其用意正在是耳”。

（2）应“以平民之生活为中心点”

如何选取历史教学内容，才能有益于儿童的生活需要呢？蒋梦麟提出了应“以平民之生活为中心点”的选择原则。这一选择原则，源于蒋梦麟对五四时期东渐来华的欧美历史教育中的“平民教育理论”的欣赏、赞同和提倡。他还曾于1919年著文指出，“世界潮流日趋于平民主义。平民主义愈发达，则和平之基础愈巩固。故欲言和平之教育，当先言平民主义之教育”[1]。

他说，自英国人格林（Green）、美国人麦买斯得（McMaster）将平民生活作为历史教学原理以来，“历史教授之根基”为之一变。他们所著的书，“详于言平民之德行，而以王侯将相之粗暴行为为比较”。所以蒋梦麟认为教授历史，“沿袭昔日崇拜汉高明太之成法，而不以平民之厉害为论点，则他日国家或不幸而生惑乱，不将归罪于历史家乎？”

从蒋梦麟的论述看，他所说的“平民生活”其实是不同于政治史、军事史的社会史，兼及与社会史有关的文化史和经济史。他说，“教授平民之生活，当注意下列诸点：如人民居宅之布置，公共卫生之保护；又如风俗，职业，农林，家制，宗教，娱乐，法庭，学校，监狱，聚会；他如战争之结果，瘟疫之传染，及民族之特性等，均需三致意焉”。

（3）注重讲授政治家与科学家发明家的历史事迹

蒋梦麟认为，表扬那些对历史发展做出功绩的政治家，目的在于“激励儿童之士气”。比如我国历史上的萧何、霍光、房杜、司马光等，英国的格兰斯顿，德国的俾士麦，意大利的加里波的，美国的华盛顿、林肯等，“其行为功业，皆足以激发儿童之士气”。

在这里蒋梦麟突出强调了历史上的科学家发明家对历史发展上的作用，他们的事迹对于儿童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应该将科学家发明家与政治家“并重”。他说“科学家之功业，其在当世，虽不若政治家之勋赫，而其久远实过之”，“世界文明之进步，人类幸福之加增，科学家之所赐予，较政治家为尤多”。在蒋梦麟看来，比如蔡伦、瓦特、弗兰克林、笛卡儿、巴斯德等人的科学发明，对人类的日常生活起到了巨大的便利作用。如果历史教学以科学家的事迹为教学内容，对于引起学生“求真理，习勤劳之心”，效果一定很大。

二、教学原则和方法的革新

（1）注意儿童的理解能力，考虑学生现有的认结结构，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

蒋梦麟指出，选择历史教学内容，“以授儿童，非易事了”，“当留意儿童之能力”，应该选择与儿童生活有关系的内容讲授。比如儿童了解住宅、衣食、祭祀等事，教师就可以将古今中外有关住宅、衣食、祭祀等事向儿童讲授。学生已经知道了道路、火车，就可以向学生讲授有关道路、火车的事，“并示其重要之功用”。又如儿童非常仰慕领袖的天性，就可以向学生讲授历史上一些有关政治、发明和学术的伟人，“以激发其志气”。这种历史教学过程，其价值和意义，正如蒋梦麟所概括的，“以已知推及未知，加增其经验，丰富其想象力，养成其思考力”，“则历史之效见矣”。很明显，蒋梦麟在这里提倡历史教学应该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的教育主张。

（2）选择有重点性有代表性的事迹和人物进行教学

蒋梦麟认为，鉴于儿童的脑力和学习时间有限，然而历史内容却很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取其最有用者而已”。这种“最有用者”显然是有益于儿童的成长的教学内容。

在蒋梦麟看来，历史的价值在于“重要时代”，“重要人物”。其余不重要的，即使“年虽久，事虽繁，人虽多，不过糟粕耳”。蒋梦麟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教学原则，即有重点有代表性的选择教学内容的原则。因为“取一二大时代大人物而详论之”，显然要“优于取诸时代诸人物而泛论之”。

（3）注意从联系的角度讲授中外历史的发展

蒋梦麟认为，国内近年来发生的种种现象，实际上是中西洋文明混合所酿成的。比如近年来所谓的国会、铁道、学校、市政、建筑、音乐等，无不受西洋文明的影响。如果只是讲中国史，而不讲与之相关的西洋历史，“必不能明现时吾国重要问题之意义”。

（4）历史教学应自始至终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心

蒋梦麟认为，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教师应使学生“存解决问题之态度”。因为人生世上，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面临着种种的现世问题需要解决。历史教学的宗旨，就在于取历史上的经验，以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否则，“则历史与生活离，失其本意矣”。

三、思考与启迪

《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蒋梦麟学习借鉴美国教育理论，尤其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下“儿童中心主义”教育理念，并将之运用于中国学校历史教育实际的一个探索和尝试，充满着美式的历史教育特色。可以说，在历史教育发展史上蒋梦麟是第一人。而且，蒋梦麟的历史教育革新设想，在教学内容、教学原则方法以及教学目标等方面，传播了新的教育理念，确实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教育划清了界限。应该承认，这对于革除中国传统历史教学的弊端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蒋梦麟的历史教育革新设想中，“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理念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历史教学内容的选取和历史教学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就师生之间的关系而言，教学的出发点由“教”向“学”转移，其间也隐含着“教由学而定”的原则。这显然与杜威倡导的“新教育”或“进步教育”，也就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是一致的。而且蒋梦麟不是纯粹就历史教学内容和教学原则方法进行个别论述，他将教学内容和教学原则方法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密切地联系起来，阐发了教学宗旨决定教学内容和教学原则方法的观点。

第二个是加强历史与现实，尤其是社会生活的联系。蒋梦麟在文中草拟了一个非常简略的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国史讲授大纲，尝试构建了他所设想的符合学校历史课程的历史知识体系，其鲜明特点在于打破了传统的历史教学内容体系。在讲授大纲里，蒋梦麟将国史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文明发源时期，自太古至周初；政治学术发达时期，自周初至秦；帝政时代，自秦至清；欧化时代，自明至今。限于篇幅，笔者只列蒋梦麟“帝政时代”和“欧化时代”的讲授大纲：

帝政时代：历代疆土变迁；历代赋税方法及如何关系人民之生活；大战争与战械；外患；城郭道路田野矿产鱼盐；历代之圣君贤相；政治之组织；教育；学术及学问家；历代人民生活之变迁；起居饮食；水灾旱灾荒年瘟疫盗贼；制造及发明。欧化时代：（此期加入世界史）欧化东渐大事；通商口岸之开辟；西洋学术之输入及其人物；宗教之输入；物质文明之输入（汽机、铁道、轮船、电灯、电报、电话……以及发明者）；政治组织（立法、行政、司法、中央、地方）；教育、道路、警政、公共卫生；赋税币制；银行制造厂；森林矿产盐政；进出口货；西洋居宅；通商口岸之生活；内地之生活；婚丧。这个讲授大纲，显然与蒋梦麟介绍的美国近年来历史教学内容非常的接近。

蒋梦麟的这一认识，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他的导师杜威历史教育思想的影响。这里笔者有必要提及杜威的历史教育思想。难得可贵的，也是长期以来被杜威研究专家们所忽视的是，杜威在他的教育著作中，多次提及到了学校历史教育问题。据笔者的武断臆猜，杜威对学校历史教育的关注和重视，要甚于学校其它学科课程。

1930年有人曾概括了杜威的历史教育思想[2]，比如历史应该与现时联系；从现时问题入手，使学生容易理解而且产生兴趣；从过去事件中，选择与现在有关系的，使个人的小经验圈渐渐扩大等。这一概括虽不全面，但也非常恰当。杜威在他的专著《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就学校历史教育中忽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3]。他说，“扼杀历史的活力的隔离现象，就是把历史与当前社会生活的各种方式和事物分离开来。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不再是我们的事情了。如果过去的事情全都过去，一切完了，那么，对待过去只有一个合理的态度。让死亡埋葬它们的死者吧。但是关于过去的知识是了解现在的钥匙。历史叙述过去，但是这个过去乃是现在的历史”。他还主张用经济史取代政治史，“经济史研究普通人的活动、职业和财产，历史的其它分支都不研究这些问题……经济史更有人性，更加民主化，因此比政治史更有使人自由的力量。它研究的不是主权和权力的兴衰，而是研究普通人通过主宰自然发展有效的自由”，按照今天的理解，杜威的经济史实际上是普通人，也即平民的社会生活史。

杜威在他的专著《学校与社会》里也重申了他的这一观点，并且有了进一步的拓展[4]。他指出，“如果把历史只看作过去的记录，就很难看出有任何根据主张它在初等教育课程中该起任何大的作用”。可是，“如果把历史看作社会生活的力量和方式的记载，情况就不是如此。……如果历史教育的目标是使儿童了解社会生活的价值，在想象中领悟对人们彼此之间的有效合作有利或有碍的力量，去理解各种各类推动前进和阻碍前进的人物，那么，它的描述中的主要事情是使历史成为前进的、动态的”；“学习历史不是为了聚积知识，而是为了运用知识去描绘出一副生动的图画，用以表明人怎样和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怎样和为什么取得成功和归于失败”。

“历史对儿童是生动的还是死板的，这决定于它是否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来的。当我们把历史仅仅看作过去了的事情的记录时，它必然是机械的，因为作为过去了的事，过去是遥远的，只是因为是过去了的事，所以没有引起对它注意的动力。历史教学的伦理价值是根据将过去的事情用作理解现在的工具能达到何种程度来衡量的——在何种程度上能对构成今天社会的结构和运转的东西提供洞察力”。

蒋芒麟在教学内容改革中提出以平民生活为中心，体现了他的平民主义教育观。实际上，杜威也是平民主义教育理论的提倡者。他1919年来华讲学，5月3日在江苏教育会讲演《平民主义的教育》，5月7日在浙江教育会讲演《平民教育之真话》。其中杜威在江苏教育会讲演时担当翻译的就是他的学生蒋梦麟。杜威在《平民主义的教育》指出，“我们实施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个个受着切己的教育；实施平民教育的方法，是要使学校的生活真正就是社会的生活，这样看来，人民求学的主旨，就是求生活的道理，这是真正的目的；至于文字等原不过用做工具，我们把他当作机械看待罢了，既然是机械，那么学校所教的不应当专门注重这个地方，反而把真正目的——求社会生活——忘记了，现在一般学校天天是教文字等等的工具，以致学生都受了书本的束缚，永远跳不出他的范围外面去，试问这种机械的知识——丢弃了目的——果然能够得到么？即使能够得到，果然能够用到社会上去么，倘然不能，那么岂不是误人子弟？所以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个个平民受着求社会生活的真实学问，不是受那一般机械的知识”[5]。

不过蒋梦麟的历史教育思想与他的导师杜威的历史教育思想也存在着不同的地方。比如在看待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历史教育上的作用时，杜威和蒋梦麟的观点就不同。杜威认为，“我们仅仅开始认识到使人类命运进步的伟大英雄不是政治家、将军和外交官，而是科学的发明者和发明家，他们给人以不断扩充和受控制的经验的工具”[6]。而蒋梦麟则将科学家、政治家、以及军事家全部纳入到他的国史讲授大纲里，还主张利用历史上杰出政治家的事迹“激发学生的志气”。显然，蒋梦麟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入一层。另外，在蒋梦麟对“学生发展”的认识上，较之他的导师杜威，显得较为全面。从他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学生的发展既包括历史知识的积累，又有思维能力的提高和情感态度与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这是相当可贵的。在对待教科书作用上，蒋梦麟较之他的导师杜威，更为重视。他起草的国史讲授大纲，就是希望以此编写“新历史”，供教学之用。

不过在笔者看来，蒋梦麟《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嫁接”或“移植”的色彩要浓于“研究”的色彩。不可否认，有些“嫁接”，比如加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历史教育实际。然而更多的则体现了一种“照搬”，这正是蒋梦麟历史教育思想的局限所在。同期的美国，已完成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任务，已经开始着手加强中学教育。美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使得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跃至世界第一等因素，都为美国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同期的中国，恰遭受美、日等列强的侵凌，加之军阀混战，小学义务教育的普及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且相当多的小学生是读不完小学教育的。缺乏大量的合格的师资队伍也是影响民国时期先进教育理念实施的关键因素。以这一时期的历史教师来说，师范学堂史地科的毕业生大多进入小学，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在中学任教，中学的历史教师几乎还是科举时代的产物。有人曾回忆，“到1919年，“我国现在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员，还是科举出身的老学究居其多数。试查各校国文教员的履历，不是前清的秀才，便是前清的举员”[7]。历史教师的专业素质亦可见一斑。

蒋梦麟在没有对中美两国国情和基础教育认真调查比较的情况下，希望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教育理念在中国的历史教育实践中“生根发芽”，只能是蒋梦麟的一相情愿，只能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现象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重演。蒋梦麟没有认识到，在美国社会“儿童中心主义”教育理念与美国教育中提倡的发扬民主与个性精神是一致的，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然而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未必就是可以付诸实践的理念。尤其是蒋梦麟照搬富有美国社会发展特色的历史教学内容体系，没有全面、客观地反映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进程的现实，是一个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并不成功的探索。总的来看，《历史教育革新之研究》反映了蒋梦麟积极努力学习西方教育理念，渴望革新中国的中小学历史教育的强烈愿望，这种精神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但是其中的局限和教训，也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                                       

注释

[1] 蒋梦麟. 和平与教育[J]. 教育杂志. 1919. 第11卷第1号；

[2] 徐则敏. 小学历史学习之心理研究[J]. 教育杂志. 1930. 第22卷第12号；

[3] [6] [美]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16年版；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221页—第231页；

[4] [美] 杜威. 学校与社会[M].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899年初版；1915年修订版；赵详麟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07页—第111页，第152页—第157页；

[5] 杜威. 杜威五大讲演[M]. 北京：北京晨报出版社1920年版；

[7] 仲九. 随感录[J]. 教育潮. 1919. 第1卷第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