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课札记·中国历史上的君权与相权

赵文龙

历史课程网赵文龙老师的历史博客

北京市海淀区历史教研员

　
梁启超先生批评中国旧史学之弊时说，中国历史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已。实际上，造成这样的弊端除了史学观念的陈旧之外，更主要的是中国历史确实是如此演变过来的，舍王朝则真无中国历史。那些撰写历史的前贤不可能象梁先生那样接受欧风美雨的浸淫，自然是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在中国，国家这个概念是很近代的，古代人的观念中更多的是王朝，是天下，是朝廷，不熟悉这一点，实际上也很难理解中国历史。

正是因为古代王朝替代了国家，所以中国的古代政治与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不同，需要用中国的方式去研究它，才能更好地理解它。如果用西方的理论和术语套用中国的政治往往方纳圆凿，不是歪曲了西方的理论，就是削减了中国的史实，最后是外国人看着别扭，中国人看着憋屈。西学东渐之后，我们吃过这方面的亏还真不少。相反，如果抛弃那样的不自信，用我们的方式去理解历史，倒能够显出历史的真趣来。具体到中国历史上的君权和相权也当做如是解。

自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开始，政治上就出现了让人顶礼膜拜的君王，先秦时期的君主虽然也讲天命所归神话自己，但是由于与贵族分土而治的制度制约，君王的权力还不能完全做到至尊无上。《诗经》中的那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还只是分封初建的情况，等到“八佾舞于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什么君王，什么天子，天下者，力强者有之而已。真正的君权至高无上，恐怕要等到“六王毕，四海一” 始皇“初并天下”，才得以初现。

然而，真等到八肱一宇天下大定之后，帝王们体现出八面威风唯我独尊的同时，恐怕高处不胜寒的颤栗也会随风而至。权力如鸦片，而帝王手中的权力更是诱惑最大毒性最强的海洛因，想来上两口过瘾的革命者或者野心家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大丈夫当如是也”这是项羽的艳羡，“彼可取而代之”是刘邦的理想，就连拥耕田野有鸿鹄之志的陈胜也不是很不服气地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吗！” 至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豪气，和“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粗鲁，争来争去，为的是什么，想来不说自明。可见盯着那把一号交椅，处心积虑地得到它的人大有人在。说野心也好，说理想也罢，政治那点毒瘾和权力欲，总是让那些荷尔蒙过剩的男女日夜惦记。至于“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解民倒悬，救民水火”，或者“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德说教，那才真是莫须有呢。连中学课本之中都用元代的张养浩来提醒大家，“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等到王朝易代成功了，自然会有帮闲的文人们将前朝涂的更黑，将今上装扮的更亮。你要真的相信圣贤之书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快乐的永远是高高在上的帝王。至于什么德政更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听之的，他再怎么以德治民，不过是让别人作稳了奴隶而已。谁要动一下他的皇权奶酪，不，哪怕仅仅是心里惦记着那块奶酪，哼哼，灭你的九族！

如此看来，坐在至尊位子上的那个帝王，表面上呼风唤雨，风光无限，实际上内心当是十分孤独的！皇帝自称为寡人，虽然是一种难得少见的谦称，但实际上真的是孤家寡人呢。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对着手握重兵的悍将们说，假如你们有一天也象我这样你们该如何？这样的帝王心思恐怕不是老赵一人的内心独白吧！当大宋的军队钟山风雨起苍黄的时候，南京城内爱好艺术的李煜请求兵临城下的宋军放自己一马时候，赵家帝王怎么回答，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老赵真是诚实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我最喜欢的就是天水赵家的这份诚实。他不仅道出了帝王的真实想法，而且在政治上将内在的威胁没有血光之灾的悄悄化解，这份仁义没有多少帝王具备这样的雅量。与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对待革命元勋的屠戮相比，宋太祖是太仁慈了，将领们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良田美宅，共享革命成功后的胜利果实。“杯酒释兵权”之后重文轻武传统一旦确立，太祖自以为高枕无忧了，但没有想到最后是烛影斧声，位子被自己的弟弟继承，这是否是太祖的心愿，于史无证，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帝王没有一个不时刻担心自己的位子被别人夺走。真想让贤的人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现实中，翻遍历史，一个也没有。

坐在帝王位子上的君主们心里总是紧张的，他们总是担心别人威胁自己的权力。欲消除这样的心里紧张，最好的办法是把权力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让所有的人都匍匐于自己的脚下。古代历史上帝王制度的设计主要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持这个目的，提防别人夺权的小心眼比反腐倡廉的措施要严密多了，诸如将权臣架空，或者将手底下权力分散，或者派上密探特务对臣子监督，让手底下的人互相牵制等等，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都用在这里，也就是想方设法别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别让别人夺走。但是真的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烦恼也就来了。天下大事，头绪纷繁，皇帝又不是三头六臂的神仙，一个人能处理多少事情啊。有不少人用日理万机、宵衣旰食来形容帝王的勤政，实际上这是他自找的真怨不得别人，康熙曾经很矫情地对臣子们发牢骚说，大臣们还有退休致仕安享晚年含饴弄孙之乐，而帝王什么时候能退休啊。权力集中了，君权加强了，事情也就多起来了。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怎么办？设置副手，帮助自己分忧，于是丞相出现了。

但是丞相出现之后，作为皇帝的副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太大，皇帝又该担心了。皇帝担心什么，相权威胁皇权啊，但是又离不开丞相的辅助，怎么办？汉朝皇帝刘彻的办法是你不是能吗？我不用你，我用别人，外朝官不用，我直接用内廷官员，架空你，然后找个借口把丞相或撤或关或杀，要不逼着你自杀！汉武时代的丞相善终者不多，以至公孙贺听说自己被任命为丞相吓的直哭，在强势君主面前，丞相不是人干的！而且这样的手段逐步为后世沿用，以至到东汉之时，“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被架空的宰相们逐渐成为就这样丢掉了实权，而内廷的尚书门下等逐渐取代了丞相，成为新的实权机构。到了隋唐，为了防止宰相专权，皇帝的新招是分散相权，将秦汉时期的“独相”变成隋唐时期“群相”，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长官均是宰相，执行、决策、审核分开，既保证丞相的权力分散互相制衡，又使决策相对科学。宋代相制基本是沿用唐代的，所谓中书门下合一只不过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相权威胁皇权的现象基本得以解除，而蒙元建立之后，相权过大，威胁了皇权，元朝的政治腐败与此也不无关系。到了明初朱元璋借胡蓝之狱屠戮功臣之后将丞相永远废除，总经理和董事长一人兼任，只是如此庞大的国家事物繁杂，只能增设秘书，殿阁大学士应运而生。后演变为成祖时期的内阁等，其实说白了只不过是协助皇帝决策的秘书班子。只是后来内阁权力增大只是因为皇帝因种种原因怠政，内阁首辅即如张居正严嵩者，在理论上与前朝的宰相有别，决策只是代皇帝决策而已，法理上是没有丞相位置的。

回顾君权与相权的博弈，不得不承认君权最后的成功逐步使中国的政治走向了君主专制。不少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很不赞同中国专制主义古以有之，钱穆先生甚至认为君主专制仅仅存在于明清时期，其他朝代相权对君权的制衡很多。这样的观点对虽然对中国历史怀着温情的敬意，但是，有的地方还是难以解释清楚，如果真的是制衡的话，君权和相权应该是基本对等的，何以在历次斗争中最终是相权失败呢？实际上，家天下的中国之所以设置相，其出发点就是辅佐，辅佐本身就有一个上下级的关系，即使宰相在某些时候纠正帝王的过失了，哪也不过是为了维护帝王的权威，维护君权的至高无上，逾越此，就是擅权罔上，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制度上，甚至在文化上都是不允许的僭越，因此，所谓的制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从不曾建立平等的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君主专制仅仅是从明朝开始实际上是难以服人的。只不过建立在君主专制体制之上的中国政治到了明朝之时才扫荡了中国历史政治中的积极因素，仅仅剩下帝王政治中的唯一目的维护专权，而这个时候的世界，恰恰正在抛弃专制建立起君民共治的立宪政治，民主、平等的萌芽正在壮大，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政治真正的走向了反动，社会也因此而逐步没落。

在君权与相权的博弈之中，鲜血往往洒满了权力的宝座，中国政治内争造成的动荡是中国历史王道轮回，踯躅徘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六道轮回，除了中国文化中平等自由的观念不曾深入人心之外，迷信权威，崇尚以德治国的虚妄，以及契约意识的淡薄等都能造成这样的历史悲剧。因为迷信权威，所以我们要需要一个帝王，一个至高无上的君父。因为崇尚以德治国，所以我们相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圣君贤相会领导我们走进新时代，如果不幸赶上了昏君奸相，我们虽没有办法惩罚他，但是只要你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会有人出来拨乱反正，至于其中的代价，大抵是没有人去算的。而契约意识缺乏使我们不愿去明确官员们的职责，对于君权更是信奉权力无限，皇帝的话金口玉言就是法律，正因为这样，在相权与君权之争中，君权成了最后的赢家。不过要真想到君权的有限，那不就成了君主立宪制了，这在古代中国根本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帝王们正是利用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所有的绞尽脑汁实际上不过是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它首先是要保证自己的家业传之子孙，无穷尽也，而在历史中却没有一个能够传之子孙万代。所以，现在每每看到这样的豪言壮语，我总禁不住傻笑，不仅可怜古人，到今日还有人做这样的痴梦，翻看历史瞧瞧，这与帝王的长生不老一样的渺茫，只是还有人不曾醒悟，做一些千秋万代的迷梦！实际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我们能给自己后代留下点安宁和谐，让所有的后人比我们生活的更好这就很不错了！什么敌我，什么内外，正是这样的戒心造就了政治的流血与动乱，也使历史多了些无奈！虽然尼采早在19世纪末期就呼喊上帝死了，而到如今，救世主还有人抢着做，电视连续剧更是秦皇完了汉武，贞观完了康乾，帝王之治的颂歌没完没了，甚至有的还希望康熙再活五百年，这就是我们的向往？！果如此，真是可悲的没有一丝希望了！

经济发展之后，什么样的 政治才是我们所希望的，这个问题是该追问的且必须追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