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必修三备课札记7·

从独尊儒术到三教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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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程网  赵文龙老师的 历史博客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地位空前得到了提高。有了政府的支持，儒家便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国家公务员的选拔也开始吸收儒生，官办学校的教科书也开始选用儒家经典，五经博士是最牛的教授，大批官宦或者非官宦的子弟可以入学读书，接受儒家教育的人不仅受到尊重还可以“学而优则仕”。遥想大汉缔造者刘邦的革命时代，老人家拿起儒生的帽子向里撒尿，对儒生的从骨子里的轻蔑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那股“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革命豪情也难以找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汉武时代已经来临，董仲舒先生杂烩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儒家迎合了“略输文采”的汉武大帝的需求，有了政府的支持，想不成为主流都难。

汉武之后的儒家如何独领风骚，稍稍翻阅史籍，便不难找到证据。尊师重教自不待言，汉代太学生的教育薪火相传，终汉两朝，绵绵不绝。据教材说，太学生的人数在东汉时曾达到3万人，只是不清楚教材中所说的三万人是所招学生的总数，还是一个时刻的在校生人数，如果是后者，那相当于现在一个规模宏大的高等学府了。有考据癖的人向来信奉“古已有之”，说不定又可以得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兴办大学的国家这样一个可以令后人自豪一番的结论。这种雅事与本文无关，这样的科研成果还是让别人去发明创造吧。我们只需从汉代高等学校的人数就不难看出汉人对儒家的热衷。政府在中央兴办太学之外，在地方郡县也是兴学重教，甚至高级官员都亲自到学校讲座，教材中有一幅名为《成都西汉文翁石室授经讲学图》的画像砖，所授的经当是汉武帝所规定的儒家经典吧，那个坐而论道的文翁就是成都当地的官员，到如今成都的石室中学都以此自豪。至于读儒家经典而出将入相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不仅如此，在政治理念上，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这与儒家的君臣父子观念很相符，舆论导向之下，学习儒家经典自然蔚然成风，造就了两汉的学术繁荣。从经学的角度，就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其间的争论不断，终汉四百年间，今古文之争在后人看来虽然有些无聊，但大儒除董仲舒之外，郑玄，马融，贾逵，刘向刘歆父子等都始一时才俊，独领风骚，其声名都始远播后世。而官员的任命虽有军功荫亲，但是汉武之后的察举人才的标准无论是秀才还是孝廉无不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士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只是从汉朝开始，才高踞在庙堂之上，接受熟悉或者陌生的人的顶礼膜拜。这样的风光自汉武之后，整个汉代都不曾改变。

只是到了汉末，豪强集团把持地方于下，中央外戚宦官控制政权于上。儒家的那套理论再也不能挽救世风日下的汉朝，原先荟萃天下英才的察举制度在世家大族的控制之下，竟然变成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于是高贵者低贱，仁义道德的外表内藏的实际上是男盗女娼。现实的反讽使儒家的殿堂在人们的心目中轰然倒塌。汉末的社会动乱， 大一统的天下在军阀的争斗之中分崩离析，而后雄踞北方的少数民族的铁蹄踏破中原士人的清梦，北人南迁，社会混乱的一塌糊涂，读书人真的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寄托，迷失了方向，原来的治国安邦的理论在乱世竟然如此的不堪，儒家的没落也就成为必然。于是清谈者有之，魏晋玄学勃兴，服丹药者有之，道家有所发展，与政府不合作者有之，于是嵇康等 “越名教而任自然”，以竹林七贤笑傲山林。看看《世说新语》所载的魏晋逸事，在羡慕那个时期的潇洒风流之时，也常常从书中读出一份悲哀，一份无奈。阮籍醉酒，仆人从之，他让仆人拿着铁铲，说，死便埋我。那个时期的苦闷已经到了无处解脱的地步。士人尚且如此，那些辗转于沟壑，流离于战乱的草民更是生死无常了。苟活于这样的乱世，怎样给困顿的灵魂寻求一个栖身之所呢？

本土所产的道教发展起来了，有人在炼丹炉前找到了清静，外来的佛教兴盛了，有人在寺庙中发现了安宁。

道教的兴盛就不多说了，反正炼丹，服散成为一种时尚，手挥薼尾飘然出尘更是一种最酷的装饰，甚至连起的名字都沾染上道家的风气，据专家考证，那些名字上有“之”的人就可能多少与道家有关，如王羲之父子都以之字命名就如儒家文化有别。至于路庆之，刘牢之等人，我们实在弄不懂为什么那个时期的人对这个之字如此的情有独钟。而更主要的是哪些清谈的贵族们在道德理想国的坍塌之后，开始了对世界的重新思考，魏晋玄学的兴起在清谈误国的道德辱骂之后，仔细想想，谁说没有道家的一些影子呢，玄学真玄！

而传播更广的当属外来的佛教。在北方，西北敦煌的漠高窟出现了诵经礼佛的身影，北方大同和中原洛阳高大的造像也纷纷矗立起来，瘦骨清像成为那个时期寺庙中最独特的风格，生逢乱世，清瘦是最时髦的特征，想丰腴也不行呀。至于北方寺庙，看看杨闳之的《洛阳迦蓝记》吧，那里对洛阳寺庙的描述虽有文人的夸张想象，但是哪个时期的佛教遗存到现在还给中原人民带来福祉，起码有旅游收入，也可以满足现在人们的宗教信仰；在南方，衣冠南渡的世家大族新亭对泣之后，也愿意兴寺立庙，在佛祖面前寻求心灵的安慰，上至王公大臣，呃，不上自最高领导皇帝，下至草根百姓，莫不敬香礼佛。南朝的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要不是大臣们花钱赎回自己的陛下，这位皇帝真可能青灯黄卷渡余生了。有领导的以身作则，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六朝古都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到唐朝还令杜牧喟叹不已。佛教的兴盛可见一斑。

走笔至此，回看汉朝之后，儒家的没落已经是无可挽回了。在分裂中，在民族交融之中，在文化的冲撞之中，本土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在纷乱的世间生根、发芽，成长，为漂泊的灵魂提供心灵的家园。

到了隋唐，国家重新统一，经济发展，民族交流，但儒家却未再随着国家的统一而享受独尊的地位。带有少数民族血统隋唐统治者对文化采取了一种开放宽容的态度，所以不论隋唐以前的儒、释、道，还是这个时期外来的波斯祆教，大秦景教甚至伊斯兰教都在隋唐得到发展，唐朝的皇帝既有好研读儒家经典的唐太宗，也有以道教创始人后代自居的唐玄宗，还有崇信佛教的武则天唐宪宗等，唐朝的大气似乎并不需要一种思想上的统一，文化上的多元使中国各种的思想流派广泛流行，文化的传播发展交融自然形成了三教并立的状态。而唐朝皇帝似乎也并没有将哪个派别突出出来，到唐朝中期，捍卫儒家的道统的韩愈先生就曾经因为反对皇帝宠佛，上什么《谏迎佛骨表》而被皇帝贬出京城流放岭南。终唐一代，帝都长安，太学的殿堂高耸之外，玄奘译经的雁塔兀立，老子也有不少信徒，至于其他教派，尽可有其生存之地，唐朝人自信，这样的文化多元并没有造成我们的混乱而只使我们更丰富，而汉代独尊的儒家似乎很难再有往日的风光。不过，别急，地火在默默地燃烧，等待着冲天的时刻，儒家的信徒们正在逐步吸收其他宗教的主张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

关于隋唐时期的思想流变，梁启超先生曾说，“隋唐以来，印度佛教各派教理，尽量输入，思想界已经渗入许多新成分。但始终儒自儒，佛自佛，采取一种不相闻问的态度。到了中晚唐，两派接触程度日渐增加，一面有韩愈一流人据儒排佛，一面有梁肃，李翱一流人援佛入儒，到了两宋，当然会产生佛儒结婚的新学派。”梁先生所说的这个新学派就是宋代时期逐步兴盛的新儒学--理学，而它的兴盛还需要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