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必修二备课札记9·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历史命运
赵文龙
北京十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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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列强凌夷，国运多舛，于黑暗之中能使人感到光明的希望实在渺茫。尽管新课程在文明史观的指导下努力打捞近代的光明，使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不再停留于一团漆黑令人沮丧的情感认识。但是无论怎样的打扮，墨写的历史依然掩盖不了血写的史实：传统文化优势的丧失，传统的农业文明不敌西方勃兴的工业文明，天朝上国睥睨万邦的自负被坚船利炮粉碎，文化由自满到自卑，国运沉沦成为中国中华民族的切肤之痛。在整个民族逐步走向沉沦之时，纠弊振衰，“拼将十万头颅血誓把乾坤力挽回”的政治革命固然令人敬佩，而关心经济，注重民生，劝商兴工，实业救国无疑也有利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当政治革命的烈火燃遍中国之时，那些重民生兴实业以救国家的民族工业无疑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抹曙光。尽管这抹曙光很微弱，以后的发展也崎岖坎坷，但是毕竟在一个习惯于“农为邦本”的国家，在一个两千年都对工商业者歧视有加的国家，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就更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在近代的历史命运不仅给灰暗的中国近代史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对今天我们的发展或许不无启示。
当鸦片战争的炮声将少数开明的官员震醒，林则徐魏源们呼吁“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候，沉湎于天朝上国的中国人将这样的呼号或视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汉奸言论，或视为小题大做危言耸听，“雨过忘雷”、得过且过外加感觉良好是当时人的一种常见的心态，掌握真理的少数人是孤独的。这也难怪，在一个已经习惯了农耕文化长期优越的国度，在一个为稳定统治而不惜实行闭关锁国以愚民为己任的国度，让国人放弃文化的优越感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中西文明的再度冲撞。
国门洞开之后的中国，尽管地割了，款赔了，关税不自主了。但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并没有多少人感到危机的深重，道光皇帝的长吁短叹也只不过是因为丢了祖宗的脸没有守住家业而已。我们教科书中所写的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体验只不过革命史观下的今人对那段历史的解读。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变化除了被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外，就是自然经济的开始瓦解和外国商品的倾销了，洋布洋纱等洋玩意开始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出现。金发碧眼的洋人在国人诧异好奇的目光注视下开始在中国的大街上招摇过市。洋人在中国的生活同时自然将西方的生活方式带入中国。洋人因吃不惯中国的食品，穿不惯中国衣衫，西方的食品加工厂之类西方企业也因运而生，洋人的船只因风浪的冲击损害后需要就地维修，船坞开始修建，或许还有什么工厂，但是数量肯定很少，且与中国经济不会产生多少影响，主要应该是为外国人服务。还有居住问题，当然不能让他们与华人杂居，因为那样会使中国人受到西方文化的毒害。洋人似乎与中国人也很隔膜，华洋冲突成为已开辟通商口岸的官员们及其头痛的事情，最后的解决之道还是隔离，于是租界出现。中国当时的政府并不认为租界的出现对中国有什么危害，对他们来说，华洋分开，省得不好惹的洋鬼子找自己的麻烦，落得清静。对于伴随着枪炮而来的西方文化和刚刚被打破的国门，我们尚真正认识到工业文明的威力。虽然有鸦片战争的惨败，但是感受到这样惨痛的人并不多，大部分的中国人还在沉睡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的变化只是一种外来文明冲击下的被动反映，经济上的主动求变的前提是更多的人意识的觉醒，而这还需要新的冲击。
迨至二次鸦片战争，烽烟再起，都城沦陷，皇家园林圆明园一把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签约、割地、赔款，恶梦再现。处于东南沿海的封疆大吏们才意识到中国正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于是这些“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官员们，开办军工企业，创建民用工业，筹划海军，改革学校教育，派遣留学生出国，将个洋务运动弄得风风火火、生机盎然。虽然这些企业啊海军啊，既没有自强，也没有求富，终究不过是个“纸糊的灯笼”，连东洋的风雨都抵挡不住。哪些采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与西方工业实际上也是形同而质异，只能归于官办的封建企业，与现代企业有着霄壤之别。但是毕竟机器的轰鸣声使中国的古老经济开始了新的变化，即使到了中国变成南桔北枳，也是有胜于无。而且洋务的企业开一代风气之先，不仅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突破了传统的教育，对外来资本入侵也起到了一定抵制作用，更主要的是为中国私人资本投资近代工业也起到了刺激作用。而中国的民族工业就在欧风美雨的冲击外加洋务运动的诱导下开始在中国的东南沿海生根发芽，艰难生长。
此时距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仅仅20年。
应该说，此时的中国虽然“浪费了20年宝贵的光阴”，但是我们与世界并没有多大的差距。在传统经济方面，中国的优势依然保持，只是西方社会已经不与你比农业上的先进和落后，人家不仅工商立国而且因工商立国的普及不仅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而且很多国家开始了经济转型，工业社会的先进也在殖民征服的过程中初露端倪。假如我们当时的政府能有“民富国富，民强国强”的理念，假如我们的人民举国上下之知耻后勇，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假如我们的官吏能够锐意改革廉洁奉公，那么中国的国运衰败的命运自然会被改写。
不幸的是一切只是假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政府的真正敌人。”（三糊涂的经典语言）哪个时期，不仅习惯于高高在上的官员们不会放下架子与民众平等，就连底层的百姓也不敢对政府有什么奢望。那时我们的政府绝对不会给老百姓民主，我们的百姓也不会习惯民主，更不知道政府仅仅是民众的官家，家管不好，政府自然应该辞职下台换另外一播人来做，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在现在都不合中国国情，遑论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也仅仅停留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哪些创办民族工业的地主、官僚、商人、买办要想自己的企业能有发展，要么朝中有人好做官，要么依附于外来势力，没有后台背景要想在中国办个企业并且能使其长久发展是太艰难了。洋人争利也就罢了，而我们的政府何曾想到对本国的民族工业给与些许的支持。哪些兴办洋务的大佬如李鸿章就曾在轮船招商局创办之初发出禁令，十年之内不许同类中国企业出现。这样的骄横怎么能够使民族工业得到政策上的支持，与之相反，我们的近邻日本也在进行得明治维新，人家在干什么，政府将国家办的企业廉价拍卖给资本家经营，这样的政府怎么不能使民族工业发展，而我们中国当时官员，开明如李鸿章之流，官办企业大举，白花花的银子花出去，经济效益有些，但是更主要的是“宰相合肥天下瘦”，他老人家最后还舔着脸说自己仅仅是大清的裱糊匠，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鬼知道洋务的兴办不仅给老李带来多少说不清的银子，还实际上对民族工业的兴办起到了多少推动作用。我们现在还在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实际上，哪样的社会形态之下，指望民族工业的坚挺不是痴人说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