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必修二备课札记5·重农抑商政策刍议

赵文龙

北京十一学校

自秦商鞅变法之后，重农抑商作为一项经济政策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虽历朝表现有别，但是重视农业抑制商业是始终坚持的一项经济国策，这项传统的经济政策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经济发展，而且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积淀于现实之中。“无商不奸，重利轻义，无利不起早”这些看法在现代还很有市场。探讨重农抑商政策不仅有利于认识古代的经济问题，对我们认识现实中商业也不无裨益。

学界普遍认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始作俑者为商鞅。此前因生产力水平所限，工商食官，官府大概没有必要自我抑制，农业也由政府控制，农业与工商业之间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还难以发生冲突。《周书》云“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农、工、商、虞各司其职，看不出哪个行业更重要，于政府也就不存在什么重视农业还是重视工商业问题。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都不曾外化于政治。及至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的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也使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铁器牛耕的出现和废井田开阡陌的政治改革使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成为农业的常态生产方式，而土地私有小农经济形成的同时，城市之中手工业和商业也开始出现摆脱官营的桎楛，民营的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兴起。“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的经济特点使渴望发家致富的人们更多地倾向选择从事买贱卖贵的商业，而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过多的人选择商业不仅影响经济的发展（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要求有更多的人力从事物质性的生产）与社会财富的积累，也不利于统治者对民众的控制。正如商鞅所言，“末事不禁而游食者众，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商君书》）进而提出“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免除徭役）。事末利（经商）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孥（没收其妻子为官奴婢）（《史记·商君列传》）”，是为重农抑商政策之滥觞。这个政策的提出，连同商鞅变法的其他政策，给秦国带来的是国富兵强，乡邑大治，也为秦国在战国征战之中脱颖而出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创建秦帝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评价商人和商业活动，“由于致富艺术表现在商业活动中，这种艺术永远不会有达到目的的极限，因为其目的是无止境地攫取财富和占有货币。”在古代农耕社会时期，落后的生产力不能生产更多的财富供商人攫取，政府也不允许社会财富流入商人之手，而商人在社会产品不丰富的情况下的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等手段不仅与农民争利，更主要会扰乱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因此春秋战国之际，政治家们提出的重农抑商政策实际上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并非抑制了商业发展而是抑制了商业中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重农抑商在商鞅变法时期就已经明确提出，但是终春秋战国之际，重农可能有效，商业却并没有受到多少抑制。离乱之世发家致富的商人，尚不像后世的商人因政策的影响更多地将资金用来求田问舍，恰恰相反，他们更多地去参与政治，或者在从政之后去经营商业，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曾“结骑连驷，聘享于诸侯”，可见商人的地位并不象后世那样低贱。至于弦高劳师、范蠡经商与不韦相秦更反映了商业与政治之间密切关系，在商鞅变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重农抑商政策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地位还是很高的。

秦汉以降，商人才真正感到政府的压力和政治对商业的抑制。汉较秦尤甚，虽然秦朝 “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无奈秦朝享国短暂，这些政策尚不会产生什么效益，秦朝便随着暴政二世而亡。及至汉朝，政府雷厉风行地实行抑商政策，开国皇帝刘邦就曾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在古代衣食住行礼仪盛行等级森严的社会，汉朝皇帝对商人的服饰与交通如此限制，再加上沉重的经济压迫给商人造成的打击可想而知。人身限制和经济压榨所造成的困辱也许过于严厉，后来汉朝也曾放宽对商人的控制，“复弛商贾之律，”但是依然规定“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将商人转换社会身份的路径拦腰截断，颇似现代社会律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将这样的待遇作为遗产传承给了子孙。众所周知，士农工商的中国古代四民社会虽有等级存在，但是等级之间并非不可逾越，借助于军功、察举、科考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实现上下的流动，但是汉家制度上规定却将商人的身份禁锢，对商人的歧视和控制由此可见一斑。但即便如此的凄风苦雨，商人和商业在汉初经济恢复社会安定的情况下依然蓬勃发展，司马迁史记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我们描述了仕途之外的一幅活色生香的经济画卷，商业的勃勃生机如春草一般经历政策的野火之后，一遇春风便绿原野。迨至文景之世，“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虽有投机取巧不佐国家之急之嫌，但有“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乘坚策肥，曳丝履缟”之得，还可以“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日子不仅比田里农夫过的滋润，甚至连官员皇帝都羡慕三分。难怪晁错喟叹，“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汉朝的商业并没有因为法律的限制而萧条，靠重农所积累的财富速度自然无法和惟利是图的商人积累的财富相比，商人的财富很快就引起皇帝的羡慕。所以当汉武帝之时，皇家财政捉襟见肘，对商人的打击也就接踵而至，告缗令一出，“杨可告缗编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倒霉的商人又遇到了执法如山的一心揣摩圣意的酷吏杜周，“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谴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理郡国缗钱，得民财务以亿计，奴婢以千万计，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如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史记平准书》中所陈述的史实告诉我们政府对商人的打击固然有因为商业行为扰乱经济安定以维护农业经济的发展，更与商人的发展威胁到政府的利益使政府的统治受到威胁相关。

由此可见，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并不仅仅是农业生产的安定与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商业活动威胁了政府的统治，并对政府的利益构成威胁。实际上，无论重农还是抑商其出发点首先是为了政府的稳定而不是经济发展，否则你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两千年的重农政策，农民的辛苦劳作已将小农经济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创造了很多令世界惊羡的技术，但是直到近代农民仍难以摆脱贫困挣扎在死亡线上。看看历史上农民交纳给政府和地主占产量几近过半的地租和贡赋，我们就应该明白所谓的重农，只不过是一种不曾将百姓逼到死路上的牧民政策而已，何曾是着眼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重农如此，抑商则更残酷。历代君主对商人少有尊重，在担心商人行为扰乱社会行为不便管理的同时，更多的是觊觎商人的财富。与民争利不仅体现于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打击商人也是其常用的手段。历史上绵延不绝的官营手工业在满足皇家需要的同时，实际上也是与民争利。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兹不赘述。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对重农抑商的政策理解其出发点并非是经济角度，更多地是政治的稳定。在小农经济落后的时代，重农抑商在稳定统治的同时确实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当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提供越来越多商品之际，抑商政策实际上制约了市场的发展和商人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当西方的政府努力扩大国内和国外市场的时候，中国的政府却在为稳定自己的统治限制商业并主动封闭了海外的市场，从而使中国失去了发展的生机，只能继续在中世纪徘徊，直到鸦片战争的炮声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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