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首先我们应该提高自身的学术素养，了解学术动态，收集学术情报。
弄清楚教科书呈现和表述差异背后的学术观点和理由，既不能盲从某一种教科书，也不要简单的以一种教科书去否定另一种教科书。
就拿“张骞通西域”来说，安排在“汉朝的中外交流”课题下和安排在“汉朝的民族关系”课题下，都有它的道理和依据，都不会影响和损害历史教学的学术性和教育性。黄烈先生指出：“历史上的中国、汉民族的形成等，都曾展开过讨论，但并没有取得满意的解决。” ⑤正是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历史教科书才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个性。我们要逐渐适应多元并存、风格各异的教科书格局，逐渐适应一标多本时代的教学模式，任何拒绝和彷徨都是无济于事的。这当然就需要我们的老师不断的去阅读、不断的去思考、不断的去探索。过去那种一纲一本看似舒适实则乏味的日子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
其次，要把不同观点的学术价值通过我们的教学变成课堂上的教育价值。
新课程提倡用教材教，教师合理开发课程资源，这就为我们的老师成为学者型教师、课堂由讲堂变成学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还以“张骞通西域”教学为例，我们老师完全可以组织学生讨论它到底是属于“民族关系”还是属于“中外交流”。这样做的目的，主要不是在于给予学生一个具体的结论，而是一个宽阔的学术视野、一个科学的思想方法。传统课堂主要是老师教教材，讲教材上的原因、过程、结果，学生背原因、过程、结果。这样一来，人类五千年丰富历史的启迪和魅力，都抽象化为一些标准答案的教条了。所以有学者对过去中学课堂所灌输的那些教条和那种思维方式感到很是无奈。⑥这种只有一些历史结论的简单灌输，没有初步的学术训练的课堂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步伐了。
参考文献：
①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界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读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持这一观点的可能还有邓广铭先生，据刘浦江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11日的《怀念恩师邓广铭先生》介绍，1950年代末，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让李新主持中小学历史地理地图教材的编写工作，李新为此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及部分历史学家讨论编写条例，其指导方针是由吴晗起草并经周恩来批准的“八条”，“八条”的基本原则是要根据新中国的疆域来解释历史，将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国与国的矛盾看作是国内的民族矛盾。邓先生在会上坚决反对这一原则，认为应该尊重历史，不能根据现实去曲解历史。转引《历史教学》2007年第5期摘编《邓广铭把会议搅黄了》。
②持这一观点的知名学者较多，如白寿彝，见《光明日报》1951年5月5日《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何兹全，见《光明日报》1959年7月5日《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吕振羽，见《学术月刊》1963年第1期《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翦伯赞，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2期《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翁独健，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等。
③岑家梧：《在教学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教学》1962年年第9期。
④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⑤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
⑥阎步克、边际：《勉为其难 尽力而为——阎步克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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