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朝庆：程朱理学的产生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天津300071
   

    目前高中历史教科书在佛道二教与理学产生的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论述。如人教版认为，理学是儒学融合佛道二教的产物；人民版和岳麓版与之相反，认为理学是儒学在与佛老思想相抗衡过程中产生的。面对两种相反的说法，一些高中历史教师提出，哪个观点更符合历史事实呢？本文简要地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一、理学产生的历史过程

    理学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可以追溯到魏晋玄学和隋唐的三教合一论，特别是唐代中期韩愈、李翱倡导复兴儒学，提出道统和心性的课题，打开了一条从儒学核心出发来谈身心性命之学的先河。

    北宋以后形成了广泛的新儒学运动。范仲淹等政治改革家努力提倡儒家学说，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文人学士主张从“本”上否定佛教，而胡瑗、孙复、石介等宋初三先生则致力于理论探索，提倡道德性命之学。随着儒家批判并融合佛、道思想过程的展开，到北宋中期，理学思想逐渐形成，并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理学家，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这五人加上司马光被称为北宋六先生），各自形成学派，从不同方面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周敦颐被视为理学的开山，他的思想已具有理学雏形。邵雍的象数学可看到理学的端倪。张载是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他构建了理学的基本框架，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理”还没有成为主要范畴。至二程兄弟，“理”成为主要范畴，以之为世界本原，使儒学的理论化、思辨化过程得以完成。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在朱熹的手里最终确立了独特的学术规模与体系，奠定了坚固的基础，被后世称为“夫子”。

    上文所提到的这些理学创立者都属于士大夫阶层，是这个阶层的优秀代表。所以，谈论理学的产生以及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必须看清楚这个阶层在北宋时的价值观、行为取向和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

    二、宋代士风与佛道的关系

    宋代士大夫在北宋初年受到五代时期士风的影响。五代时期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一般文臣士大夫“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亡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1]。他们之中最突出的是冯道。冯道在五代时期，历四朝十君，三入中书，居相位二十余年，亡国丧君未尝在意，人称“不倒翁”。后来，欧阳修在修《新五代史》时指出，五代士风之坏是由于儒家传统的道德伦常遭到严重破坏。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的是，这种风衰义丧、苟荣贪位的情况，在宋朝建国后仍然存在，成为宋代社会发展的重大政治障碍。

    理学家创立者们认为，士风之坏的现实原因是佛道二教“异端之说日新月异”，吸引士大夫出入佛老，掩蔽了儒学真理和儒学生命之道的真精神。佛学讲四大皆空、人生苦多，惟有大彻大悟，遁入空门，无君无父，才能破执去妄，而达涅?之境。道家提倡清静无为，万事无常，惟有闭门塞兑，远离尘世，清心寡欲，才能得道升仙。这些理念把人从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确实与儒学政治化的道德价值背道而驰，因此理学创立者们把佛道看作是对儒学的巨大挑战，对政治、社会秩序的巨大威胁。欧阳修曾大声疾呼：“佛法为我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2]他主张“礼义者，胜佛之本也”，应以儒家思想为根本，恢复发展传统伦理秩序。

    不只是士大夫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宋代皇帝也大都对佛道思想推崇备至。且不说荒政误国的宋徽宗，就是励精图治的宋神宗等人也不例外。如宋神宗在和王安石的一次对话中明白地说：“道必有法，有妙道斯有妙法。如释氏所谈，妙道也；则禅者，其妙法也。”[3]他心目中的“道”就是佛家的道理。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宋儒在政治参与上主张“得君行道”，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共定国是，君主如此崇信佛道，君臣不同心，何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呢？所以，回应佛道的理论挑战，是理学必须跨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