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中将在《瞭望》杂志上撰文，对“有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作了强烈批评，认为这是“在观念、文化上发生了颠倒”，如果不对此有所警醒和矫正，则“会丧失自己的固有优势，任何机遇期都会失之交臂。”

　　一石激起千重浪！李将军的这篇文章，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处于“焖烧”状态的对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争论，再次公开化了。从网上的反映看，许多人支持李将军的观点，但也有人对李将军的文章不以为然，有的说“让历史教科书承载意识形态内容就是对历史的篡改”，也有人说修改是为了“认同先进文明”，更有人说这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云云。

    对李将军的这些批评，我不赞成。主要是因为他们混淆了“历史”和“历史教科书”的区别：作为人类社会的客观历史过程的“历史”，也许无所谓意识形态，但作为认识主体对客观历史过程进行重建的主体化历史的历史教科书，却绝无可能不带意识形态。

　　为什么呢？因为历史教科书，是编著者根据自己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这一本质规定性决定了历史教科书必然会带有编著者自身的意识形态特征。教科书的编著者传播自己意识形态的具体方式，就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取舍史料、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

　　在这个问题上，和遮遮掩掩的中国学者相比，倒是一些西方学者更坦率一些。比如当代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就强调，一切历史认识都取决于认识者或研究者自身的感受和理解。而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贝克尔则走得更远，他为历史做了一个他认为最恰当的定义：“历史就是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这就是说，被记住的，才是历史，没有被记住的，就不是历史。

　　从这个角度来看，李际均将军的愤怒就不是没有来由的。因为“对毛泽东、红军长征、帝国主义侵略、南京大屠杀、狼牙山五壮士等历史都大幅缩减或删除，增加和突出了摩根大通、纽约股票交易所、日本子弹头火车、领带的流行等内容”，这并不是淡化意识形态，而是用编著者的意识形态，取代了原来的意识形态，将军在文中提到的那位学者所谓“新的历史课本较少意识形态的内容”，就是一种假装无辜的蓄意欺骗。

　　既然历史教科书不可避免地会被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那么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教科书，会对下一代的意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还是用事例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南京大屠杀，如果学生对这场浩劫有深刻的了解，那么他至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1937年日军在南京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国人遭受这场屠杀是因为丧失了国家主权的结果；为了免遭类似的浩劫，我们必须誓死捍卫国家主权。

　　但是，如果下一代对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在中国的其他暴行不甚了了，只是记得日军“进出”过中国，而日本又是发达的“文明国家”，他们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吗？也许他们还会对先辈们没有手摇太阳旗欢迎“皇军”而感到奇怪吧？

　　李将军强调，教科书就是要重视“国家认同”，我想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如果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认同中国，那中国就要重新回到一盘散沙的状况，离亡国灭种也就不远了。但按照那位学者的观点，新教科书最大的优点却是淡化了“国家认同”，强化了“对先进文明的认同”。巧合的是，当年“满洲国”和汪伪政权搞的中小学文史教科书，也强调要“认同先进文明”，因为在这些沦陷区里，日本才是“先进文明”——我宁愿相信这仅仅是一种巧合，但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至于有人说，新版历史教科书是“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就更是一种糊涂的认识了。如前所述，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主体化的历史，是根本不可能和客观历史完全重合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它只能将一部分历史面目展示给学生。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在学生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等尚未成熟的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把哪一部分历史面目展示给他们？

　　历史教科书决定下一代对历史的记忆，而正如福柯所言：“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