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蒋廷黻先生写于68年前的大作《中国近代史》,我们仍然感到耐读、大气,令人荡气回肠。这段“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的文字见诸于该书的第一章第四节。这一节写的是处在“中古”状态的清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已经“近代化”的西方侵略者,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列强打败而不知民族危机、不思国家内政改革,白白浪费了20年的光阴,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有洋务派开始近代化的努力。那么,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蒋廷黻先生探讨了个中的缘由,提出了“士大夫误国”的观点。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舞台的主角仍然是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他们的所作所为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这个阶级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一类是仍然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的守旧派,他们占中国官僚层和知识层中的大多数。政府官员中的“主抚”派如琦善、耆英诸人,自然不可能振作和改革,蒋廷黻先生说“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那么,象林则徐那样先进的中国人为什么不公开提倡改革呢?蒋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的角度深刻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为我们勾画了“两个林则徐”的形象,“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当然前一个林则徐是被理想化的非真实的林则徐。
但问题在于,对林则徐的这种理想化的认识一直延续至今。说起林则徐,我们的脑海中就会涌现睁眼看世界的民族英雄的形象。蒋先生的这段文字告诉了我们: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对世界大势的认识也是随着中国的战败而逐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这使我想起了林则徐的一道奏折。当时,鸦片战争马上就要打起来,英国人已经出兵。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致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林则徐还建议道光帝断绝中外贸易,假如中国人不把茶叶卖给英国人,英国人就会患病或是消化不良而死去。
今天,我们会认为这是个笑话,在当时,这是我们民族最先进的人,站在第一线的力量,民族最清醒的力量,对世界的认知尚且如此。
现在,很多人说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道光皇帝的昏庸,把林则徐撤职了,用了一帮投降派。道光把林则徐撤职了,从历史上成全了他,保住林则徐的英名。林则徐的运气也真好,咸丰即位的时候,有个御史举荐林则徐,咸丰当即下令教林来京“协办夷务”,可是林则徐病大重,不久就死了。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林则徐与英国人开战,他会获胜吗?林肯定会战败,少不了以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那时候,我们还会称林则徐是民族英雄吗?
历史的残酷性也在这儿:历史不记过程,只记结果,道光励精图治,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他签的,历史耻辱柱上的第一人就是他。林则徐开眼看世界,是剿夷派的领袖,只是因为未曾签过城下之盟,近代第一个民族英雄就非他莫属。
这是中国历史最复杂、最痛苦的一部分,我们往往不能直面,通常是找几个替罪羊,说我们近代本来不错,就是几个坏蛋把国家、民族给出卖了,于是,整个民族得到精神上的解脱。
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光阴,林则徐又该承担多少责任呢?林则徐看到了中外的悬殊,虽然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中国的武器装备不如外国人、要“以夷制夷”上面。因此尽管他在广州也有仿制西洋战船、大炮的举动,可是他不能振臂一呼,使“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社会的舆论和行动,相反,林则徐还要遮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一直存在于一种迷幻的错觉之中。在这种错觉之中,林的自身形象得到了维护,可是一个民族从落后中奋起的时机却被耽搁了。
诚然,我们用今人的眼光和思路来评价林则徐,可能有失公允,中国旧文化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国人在没有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之前,是不会轻易改弦易辙的,仅凭林则徐一人的力量毕竟有限。
但是,林则徐终究没能冲破旧文化的藩篱,他的行为给中国传统文化作了一个最好的注脚。